种种迹象表明，底特律正在全球市场“撤退”。

最近，马斯克赚足了眼球。

带着6岁的小儿子，跟着特朗普访华的马斯克，成为此行的“流量担当”，和雷军、库克的合照视频，被点赞至千万以上。

随着马斯克的高度曝光，特斯拉的热度也随着水涨船高，代表美国汽车制造而来。和宝马奔驰CEO跟着德国总理访华不同的是，美国传统汽车制造通用和福特，却像是被遗忘的“旧人”。

旧人不来，新人欢笑。

底特律传统车企高管的集体缺席，也折射出美国汽车行业对中国市场的深层转变。

“来了也没成果”

“董事长兼CEO玛丽・博拉不会随行。”

“没有福特CEO吉姆・法利来华的相关消息流出。”

在网友玩梗黄仁勋能不能赶上特朗普来华专机时，谁也没有想起来曾经代表美国汽车辉煌的通用和福特，这一次被特朗普抛却脑后了。

无论是通用汽车CEO玛丽·博拉，还是福特CEO吉姆·法利，距离上一次到访中国都还是两三年前。传统美系车企高管上一次出现在美国总统的访华随行名单中，已是17年前的事。

“和特朗普撕破脸的马斯克，都能一起来，通用和福特为什么不来？”也不知道好事者是真的关心，还是纯属看热闹，才由此一问。

更多看热闹的人，回答，“没必要，没意义”“看看销量数据清醒清醒”。

虽然，通用和福特也多次强调，中国市场在整个企业全球布局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是，爱流量，爱热闹的特朗普，并无“重塑底特律巨头”之意。

看一组简单的数据。

通用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市占率，从2015年的15%左右跌至2025年的不足6%。上汽通用2025年销量56万辆，巅峰时期年销量曾达200万辆。长安福特2025年销量不足10万辆，较2016年近百万辆的峰值，已经缩水近九成。

在此背景下，即便跟着特朗普一起来华，意义不大，“来了也没成果”。此话，有一股道不出的心酸。

曾几何时，通用汽车、福特曾挥斥方遒，誓言要引领全球汽车产业迈入电动化新时代。通用汽车曾计划投入高达350亿美元用来发展电动化和智能化，承诺到2035年全面停产燃油车。

福特推出了雄心勃勃的“Ford+”重组计划，要将福特打造成“电动化时代的领军者”。但事与愿违，2025年，福特电动车部门卖出17.8万辆车，全年亏损仍高达48亿美元，平均每卖出一辆电动车，就要亏损约2.7万美元。

几年已过，引领者未竟，反倒成了“追赶者”。激进的承诺，被冰冷的现实，给冲击得毫无躲避之处。

看一组数据。

福特、通用、Stellantis等底特律“三巨头”，在向电动汽车转型过程中投入的资金中，531亿美元化为乌有，被认为是美国企业史上规模最大的资产减记之一。

在销量和利润下滑双重压力之下，通用和福特不得不选择“战略回撤”。

最先扛不住的是福特。今年4月，福特解散独立电动车事业部Model e‌，整合进“产品创造与产业化事业部”，结束“硅谷模式”试错阶段，福特宣布停产电动化战略核心车型F-150 Lightning，取消下一代纯电皮卡（代号T3）及电动Transit厢式货车项目。

吉姆·法利给出挽尊理由，“‌这不是放弃电动化，而是对资源配置的理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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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车则是取消2035年全电动化目标‌，不再设定明确的燃油车退出时间表，并关闭奥赖恩电动车工厂、转回燃油SUV/皮卡生产，把密歇根州电池工厂股份出售给LG新能源，等等。

在核心的中国市场，通用汽车大幅削减在华支出并，福特转向以出口为主的边缘化策略。此次两家巨头不在访华之列，毕竟这曾是美国汽车工业的心脏地带。

多事的网友发出疑问，“底特律是不是被特朗普淘汰了？”

此次和马斯克一起吃国宴的，还有万向集团董事长鲁伟鼎同席，代表的企业正是支撑底特律汽车制造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

此次同席，被解读为，马斯克既是底特律传统汽车工业的“颠覆者”，又通过供应链合作和AI技术输出，成为美国汽车供应链转型的“引领者”。

种种迹象表明，底特律正在全球市场“撤退”。

筑起高墙

特朗普的访华团成员，英伟达、苹果、波音、高盛、特斯拉等巨头悉数在列。

从这些访华团成员来看，中美商贸合作的谈判重心在于AI、芯片、高新技术，而不是传统的汽车产业。比如，马斯克随行是为了解决具体的技术准入和数据安全合规问题。

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矛盾，已经呼之欲出。

离不开中国市场，但美国仍然希望，在科技时代，继续拥有品牌、技术、资本与高端规则的定义权。又害怕中国车企的弯道超车，底特律这些传统巨头为代表的美国制造业，已经从“竞合”转向“对抗”。

除了高额关税之外，5月初，两名美国众议员提出一项法案，将拜登政府时期实施的一项规定编入法典，以禁止所有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销售乘用车。

筑起了高墙。

吉姆·法利此外从中国购买并亲自驾驶中国电动车，还把小米SU7运回美国开了大半年，“你必须驾驶对手的车，才能真正理解对手。”

不过，等他摸透了，却说，“绝不能让中国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一旦也允许进入，美国汽车工业将遭遇不可逆灾难。

严防死守，确实是缺乏自信。

让吉姆·法利感到担忧的是，一辆车上大约有150个模块，软件来自150家不同公司，彼此并不真正打通。表面上车头挂着福特标，实际上很多功能控制权仍在供应商手里。

《华尔街日报》也曾评论过，“中国汽车尚未上路，但中国零件已无处不在。”中国公司在全美约1万家供应商中掌握了大约5%的股权，底特律巨头难脱钩。或许，若不是高额的关税壁垒，中国汽车和科技公司可能已从墨西哥涌向了美国。

早在两年前，吉姆·法利就已经预判。2023年5月，路透社报道称，吉姆·法利在摩根士丹利可持续金融峰会上表示。“我认为我们看到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人，不是通用或丰田。中国人将成为强大力量。”

未来，谁回掌握底特律巨头的灵魂？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底特律巨头们，绝对不想看到的是“中国公司”。所以，别无他法的巨头们，把希望再次押注在“硅谷系”。

《华尔街日报》报道，福特内部一支秘密团队正在加州长滩研发一款目标售价约3万美元的电动皮卡。这支团队由特斯拉、苹果等互联网公司背景的人才与福特内部的工程师组成。

不过，从福特的电动化转型路径来看，硅谷化，并不是转型的万能药。福特吃过这道苦。

曾经，来自特斯拉的菲尔德为福特创立了Model e独立电动车部门，主导开发通用电动平台、低价电动皮卡、L3自动驾驶等核心项目，被视为福特对抗特斯拉与中国车企的希望。

后来，福特坚持4年的“电动车独立运作”模式正式宣告结束。结果很明显，把几个特斯拉工程师塞进传统体系里，救不了底特律。底特律的症结在于，软件能力与传统工业体系之间，始终没有真正融合。

也不敢融合。一旦打通软件、硬件、供应链、制造和用户体验之间的闭环，底特律的话语权还剩多少？他们，不敢赌。

但是，旧的全球化秩序，不会再回归。

注：图片部分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丹尼·罗德里克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会讲席教授，长期深耕于国际经济学、经济发展与政治经济学三大核心领域。凭借对全球化本质的深刻洞察、对产业政策的创新思考以及对全球治理重构的前瞻性理论，罗德里克不仅重塑了学界对经济发展规律的传统理解，也突破了主流经济学的固有范式。因其深邃的学术思想和广泛的现实影响力，他被全球经济学界誉为“尚未获得诺奖，却已具备诺奖级成就的学者”。

《北大金融评论》专访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会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他指出，若不想形成二元经济——仅少数劳动力从事高生产率制造业——就需要将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成功经验延伸至服务业。而许多服务业面向本土市场、不可跨境贸易，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依赖内需、消费占比更高、出口与高储蓄适度回落的经济模式转型。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7期。

一位学者的“侦探”故事

2010年1月，任教于哈佛的土耳其裔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与妻子皮纳尔·多安，从家乡新闻中得知一则轰动伊斯坦布尔的消息：一场代号“大锤”的推翻政府阴谋被曝光，主谋是退役将军切廷·多安——皮纳尔的父亲。短短几周，将军即将入狱，这桩案件彻底改变了罗德里克的人生，让他从知名学者变成了追查真相的调查者与政治抗争者。

罗德里克向来以反主流经济学研究著称，在三十余年学术生涯中，他持续质疑全球化与经济发展的传统共识，代表作《全球化悖论》便主张，更良性的全球化应给予各国自主决定发展道路的空间，也因此备受学界推崇。

土耳其媒体Taraf刊出的“大锤”计划文件，描绘了针对部分政党的政变方案，与土耳其频繁的军事政变历史高度吻合，迅速获得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但罗德里克夫妇与将军沟通后得知，其从未听闻该计划，疑点由此浮现。两人凭借学术训练逐一核查文件，发现大量时间线矛盾：文件中提及的组织2006年才成立，却出现在2002年的计划里；多家机构与企业的现名，在文件标注的2003年时尚未启用。

他们最终断定，“大锤”计划完全是伪造的，幕后黑手是2008年后炮制证据的势力。这一阴谋实则是政府高层与居兰运动结盟后，借司法系统清洗军方、世俗派与异见者的工具。

为证岳父清白，罗德里克夫妇奔赴土耳其公开辟谣，却遭遇巨大反噬。原本交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无视证据，坚持视此案为军队去政治化的进步标志；两人更遭受人身攻击，宗教身份、家庭隐私被恶意炒作，甚至幼子信息遭曝光，而舆论与知识界大多保持沉默。

即便后续检方又“搜出”新证据，罗德里克夫妇仍未放弃。2012年，一名军官通过技术鉴定证实，政变文件使用的Office2007在2003年尚未面世，坐实证据造假。可法院依旧判处切廷·多安20年监禁。

转机出现在2013年底，埃尔多安与居兰运动决裂，司法系统大清洗随之展开。2014年土耳其宪法法院裁定重审，所有被告最终无罪释放。

这段经历也深刻重塑了罗德里克的学术研究。他早年便质疑“华盛顿共识”，反对过度金融全球化，提出的全球化“三难选择”理论——民主、国家主权与超全球化不可兼得，如今已成为主流观点。“大锤”事件后，他转而探究民主的本质：为何多数民主国家无法保障少数群体的公民权利？他开始反思经济学长期忽视的“叙事力量”：政策选择并非只由利益集团决定，观念与叙事同样深刻塑造人们对利益的认知，甚至左右政治走向。

挑战主流范式的经济学大师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1957年8月14日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是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会讲席教授，长期深耕于国际经济学、经济发展与政治经济学三大核心领域。凭借对全球化本质的深刻洞察、对产业政策的创新思考以及对全球治理重构的前瞻性理论，罗德里克不仅重塑了学界对经济发展规律的传统理解，也突破了主流经济学的固有范式。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始终与正统经济学保持距离：既熟练运用本学科的分析工具，又敏锐洞察其内在局限，同时对全球多样化的经济制度安排怀抱包容与理解。因其深邃的学术思想和广泛的现实影响力，他被全球经济学界誉为“尚未获得诺奖，却已具备诺奖级成就的学者”。

如果说学者的学术志趣源于其内心深处的关切，那么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毕生对发展中国家命运的执着探索，便植根于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早年经历。罗德里克的父亲是一位圆珠笔制造商，得益于土耳其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他的企业得以蓬勃发展。然而，当罗德里克开始接受经济学专业训练时，主流经济学理论却主张截然相反的路径：发展中国家应扩大贸易开放，停止对缺乏效率的本土企业提供保护。

罗德里克回忆道：“我的思想成型于20世纪70至80年代，彼时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学界与政策实践者普遍认为，政府干预百害而无一利，贸易保护只会催生大量低效企业。但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倘若土耳其没有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包括我所在的中产及上层中产阶层在内的大量群体，根本不可能出现……从很多层面来说，这便是我对经济发展持有非正统观点的起点。”

自青年时代起，罗德里克便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思考：为何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如此悬殊？他早年同时深耕政治学与经济学，最终认定经济学拥有更系统、更具解释力的分析工具，并以此为路径探究发展问题。

在《经济学规则》中，他直言：“没有批评者的经济学，就像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经济学凭借其科学外衣、在社会科学中的崇高地位，以及经济学家在公共议题中的话语权，使其屡屡成为批评的焦点。”而撰写本书，罗德里克正是意在破除外界对经济学的普遍误解：向普通读者阐释，以高度简化的人类行为假设为基础的经济模型，其适用边界何在、为何不可或缺。

贸易自由化是罗德里克最早深耕并形成独到见解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学界与政策界聚焦两大核心议题：如何解读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与韩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如何推动拉美与非洲地区的发展？彼时占据主流的“华盛顿共识”，将东亚奇迹归因于自由化路径，并为其他发展中地区开出了自由化、放松管制、私有化与价格稳定的标准化改革药方。

罗德里克对此深表质疑。他指出，东亚模式绝非单纯的经济自由主义试验，而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有机结合。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政府对私人投资的有效促进与统筹协调，而这套经验能否直接移植至制度基础薄弱的非洲与拉美国家，仍存巨大疑问。他写道：“东亚经验表明，经济学中将政府与市场对立的传统叙事，严重低估了政府的关键作用。事实上，有效市场的运行，离不开强大且适配的政府治理。”

全球化三难选择及其现实回响

20世纪90年代，罗德里克将批判视角转向另一主流经济学信条——金融全球化，即资本跨国自由流动、各国向境外资本开放、银行跨境自由借贷。当时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全球化能为发展中国家接入国际资本、扩大国内投资提供便利，进而推动增长。但罗德里克明确指出，资本自由流动伴随巨大金融风险，且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其能显著提振经济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评价道：“在质疑金融全球化成为潮流之前，他便是最早站出来挑战主流共识的学者之一。”

罗德里克最具标志性的理论贡献，当属简洁而深刻的“全球化三难选择”。该框架指出，一个国家可以实现民主与主权，但无法推行超全球化；可以实现超全球化与民主，但必须向全球政府让渡国家主权；可以实现主权与超全球化，但必须放弃民主问责。他的主张是放弃超全球化。“我的确认为民族国家具有特殊意义，它构建了跨国界并不存在的互惠责任。”

他的这一观点在2001年提出之初并未引发广泛关注，却在十年后随着欧洲一体化困境重新凸显——欧盟试图构建统一大市场，却难以协调成员国保留政治主权的现实矛盾，完美印证了其理论穿透力。罗德里克将该理论框架沉淀于2011年出版的《全球化的悖论》一书，该书一经出版便畅销全球，被《彭博商业周刊》评价为“十年间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

此外，在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领域，罗德里克提出了创新性的新古典主义产业政策观，终结了学界围绕“产业政策是否必要”的长期无效争论，将研究核心转向“如何制定与实施高效产业政策”。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中，他明确主张，市场与政府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关系；市场经济模式不存在唯一标准答案，各国可通过劳动力市场、金融体系、社会福利政策的差异化组合，构建适配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一观点打破了主流经济学对政府角色的刻板认知，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如今，主流共识已大幅向罗德里克的立场靠拢，其研究不仅对贫困国家至关重要，也为发达经济体提供重要启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东欧等地威权保护主义势力上台，公众对传统增长与公平理念的旧共识产生普遍质疑，罗德里克的声音在贸易与国内政策的公共讨论中愈发深入人心。他长期指出，所谓“超全球化”——即基本消除全球商品与资本流动的所有壁垒——实质上削弱了各国自主治理能力，让跨国企业主导经济规则制定。2016年之后的世界变局，更是让他的预判成为现实。

对话罗德里克

卓越的学术贡献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让罗德里克获得了全球学界的高度认可。2002年，他获得图夫茨大学全球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颁发的列昂惕夫奖，该奖项旨在表彰在拓展经济学思想前沿、推动全球发展领域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2007年，他荣获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颁发的阿尔伯特·赫希曼奖，以肯定他在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领域的创新性研究；2019年，他成功入选《前景》杂志“全球50位顶尖思想家”，同时获得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里昂大学、约克大学等多所全球知名高校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2020年，他迎来荣誉丰收，先后荣获阿斯图里亚斯亲王社会科学奖和美国农业与应用经济学协会颁发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奖章；2018年，他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院士；2020年，他被罗马教皇方济各任命为宗座社会科学院院士，成为极少数获此殊荣的经济学家之一。

近年来，随着全球治理危机加剧、气候变化日益凸显、贫困问题持续存在，罗德里克的研究进一步延伸至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领域，聚焦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他在2025年出版的《分裂世界中的共享繁荣》（SharedProsperity in a Fractured World:A NewEconomics for the Middle Class,the GlobalPoor,and Our Climate）一书中，明确将气候变化、民主保护与贫困消除列为三大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深入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潜在冲突，提出了兼顾三者、协同推进的发展路径。他主张通过公私协作推动绿色转型，巩固中产阶级群体，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力，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享繁荣。《北大金融评论》对罗德里克的专访，便围绕其新书内容展开。

《北大金融评论》：您在《分裂世界中的共享繁荣》中提出，当今世界面临应对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等紧迫挑战。在您看来，这三大目标之间存在哪些关键的“权衡取舍”？为何传统政策往往只能顾此失彼，解决一个问题却以牺牲另外两个为代价？

丹尼·罗德里克：在许多政策制定者眼中，这些目标之间存在取舍矛盾，但正如我在书中所阐述的，这些矛盾要么并不存在，要么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已大幅弱化。举例而言，许多西方国家认为，重振中产阶级、创造优质就业的唯一途径，就是振兴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回流。我在书中指出，制造业已不再是就业增长的来源。因此，若要真正解决中产阶级脆弱、就业焦虑与优质岗位短缺的问题，必须转向服务业，而大量服务业本身是不可贸易的。

通往社会凝聚、壮大中产阶级的道路已不再依赖制造业，因此，扶持本国制造业与影响他国出口及发展前景之间的传统矛盾，其实并不成立。

另一种虚假的矛盾在于，谈及气候变化时，人们往往过度聚焦全球合作与全球治理。诚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气候变化是最典型的全球性挑战，因为温室气体排放不受国界限制。但过去十到十五年间的技术创新、绿色产业政策，尤其是中国在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等领域的绿色产业实践表明，各国的自主行动、对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完全可以推动绿色转型必需的技术创新。

只要各国认识到，绿色转型本身就是一种增长叙事，是为自身利益必须推进的结构性转型，且能带来显著国家收益，即便不依赖全球协定或全球治理，也能取得重大进展。当然还有其他例证，但这两个关键案例足以说明：许多政策制定者认为实现三大目标矛盾重重，而现实其实更为乐观。

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延续和资源的继承者，自然该承担起养老的重担。而没有子女者住进医院，手术签字、术后付款和看护该找谁？

这是热门新闻背后，一个看似微小但又深刻的话题。

“你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生病住院谁管你？”

相信不少单身主义者在独自前行的道路上，都或多或少听过这样的劝说。他们或来自家人，或来自朋友，甚至可能来自并无交集的陌生人。

这句看似关心的追问，背后承载的是中国几千年“养儿防老”的观念——人们朴素地认为，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延续和资源的继承者，自然该承担起养老的重担。而作为这种观念的反面，不婚不育似乎就注定了“老无所依”，甚至会出现住院手术都无人看护的窘境。

2025年10月，上海市虹桥区发生的一件事似乎印证了这一观点：一位46岁的单身女性蒋女士，不仅拥有体面的工作，还积累了百万家产，因突发脑出血在家中被紧急送医。由于父母早逝，又无子女、配偶，蒋女士在手术前陷入了无人签字的窘境。无奈之下，她只能联系一位远房亲戚——舅爷的孙子吴先生前来代为签字。尽管这层七拐八绕的亲戚关系本不足以成为可依靠的人情，但好在对方最终还是赶到了医院，代为签署了手术同意书。

看似能化险为夷的经历，却在支付医药费时再次卡壳：蒋女士因为陷入昏迷无法使用自身积蓄支付医药费，百万存款竟变得毫无用处。最终，还是远方表亲吴先生垫付了相关费用，手术才得以进行。

蒋女士最终虽不治身亡，但她的经历却真实地刺痛了无数单身人士的神经：难道不结婚、不生孩子，真的就只能在手术时，把命运寄托在远亲的善意之上吗？没有亲属的情况下，就连自己的存款也不能用于救治自己吗？

不靠谱的伴侣，不如靠谱的朋友

单从声音上，几乎听不出王红的年龄。她语调轻快，谈起生活里发生的某些事时，还像二十多岁的姑娘那般，十分义愤填膺，又带着绝对的审判。

但在法律意义上，她今年47岁了——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已经步入中年阶段。如果翻看社交平台，也许还能看到她的另一个身份——大龄离异单身女性。而比这一身份更让人焦虑的标签是“大龄未育的独生女”。

在社交平台和生活中，当人们谈论起和她一样的群体时，似乎不可避免会谈论：不结婚，老了以后怎么办？这个“办”既包含对个人养老的担忧，也直指生命危急时刻的困境——毕竟大龄未婚人士最常被攻击的一句话就是，“你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做手术都没人给你签字。”

面对莫名其妙的“担忧”，不少网友以冷幽默回击。（图/小红书截图）

真的没人签字吗？2023年，44岁的王红第一次直面这一问题。当时她因为卵巢囊肿需到医院接受宫腹腔镜手术，而她法律意义上的直系亲属——父母，却已年逾七旬，且身体状况不佳。更糟糕的是，他们和王红长期分居两地。

考虑到父母年纪过大，不宜太过操心和奔波，王红生出了让别人代为签署手术同意书的想法。她从通讯录里找到一位私交甚好的好友，并委托对方在手术时代为签字，好友爽快答应。

只是王红没想到，办理住院时，她才被告知术前就要签署一些文件。无奈之下，她在医生办公室里匆匆翻遍通讯录，先后给三位朋友打去电话，终于找到了一位能及时赶到医院代为签字的朋友。

在昏迷之时，将身体的决定权交给朋友，是王红的选择。而肩负王红生命安全的责任，则是朋友身上的负担。朋友显得有点担忧，她和王红多次确认：“不会出什么事吧？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王红告诉朋友：“最坏的结果是囊肿病变了，需要摘除子宫或者子宫附件。你到时候听医生的就行，该签字就签字，这也是我的选择。”

当天，朋友一直陪在王红身边，直到她彻底清醒后才离开。

这不是王红唯一一次委托朋友代为签字。今年4月份，她和一位已婚生育的朋友相约一起做肠胃镜检查，并约定互相作为亲属为对方兜底。当天，王红做完检查后被诊断患有肠道息肉，她随即便接受了息肉切除手术。而朋友因为自觉心脏不舒服，便临时做了心脏方面的检查，肠胃镜检查被推迟到第二天。

当天晚上，朋友先行回家，后通过微信询问王红的身体情况，并向她吐槽了回家后发生的一件事。原来，朋友因为担心王红第二天要输液，无法代为签字，便想让丈夫陪同，结果丈夫以“清明要回家祭祖”为由拒绝。当朋友提出检查最晚在下午一点就结束了，可以将航班改至下午时，朋友的丈夫仍然拒绝。

王红心里清楚，即使对方当天乘飞机返回老家，也不会立马去祭祖烧香。更让她感到不可理喻的是，朋友的小孩因为生病正在医院输液，而朋友的丈夫仍坚持抛下孩子、爱人回老家祭祖。

看着朋友第二天检查完后，匆匆拔掉正在输液的针头，赶回家照顾小孩的身影，王红心里不禁感叹：“有丈夫又怎么样呢？不靠谱的伴侣远不如靠谱的朋友。”

被遮蔽的曙光

在网上，与王红一样顺利委托朋友签字的案例并不常见，尤其是在全麻类手术里。不少网友分享，自己明明已经找好朋友代为签字，但医生坚持要直系亲属到场。王红猜测，自己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手术，“很大可能是因为这个手术危险性不大，但也得看医院的态度。”

今年不过20岁的舒尔是被拒绝的那一个。去年2月份，患有脊柱侧弯的她好不容易排上了一位专家号，获得了住院的机会，但在和医生助理沟通手术事宜时却被告知，手术难度大，不能由非直系亲属代为签字。

舒尔和医院详细说明了想要委托朋友代为签字的原因：小时候，她的父亲长期家暴，且从不负担家中孩子的生活费用，不堪其苦的母亲最终选择和他分居，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和父亲联系了；母亲常年在家务农，且患有严重的晕车症，无法乘坐长途汽车或火车到异地签字；已经结婚的姐姐因为没有工作且孩子太小，也无法脱身为自己签字。

为了说服医院同意住院治疗，舒尔还提出法学院的朋友曾告诉她，民法典规定成年人住院时，可以自己在治疗方面做决定。情况和她一样的，还可以申请委托协议，由成年朋友和亲属商量后，代替亲属陪同去医院。

似乎是害怕医院仍不认可，舒尔又特意提出了一种打消医院顾虑的方法：由村委会开具无亲属陪同住院的证明，并让医生和母亲视频电话确认母亲已许可手术。

院方只回复了舒尔短短几句话：“不行哦，得家属来，至少谈话、签字的时候要来。”

无奈之下，舒尔只能尝试再次劝说母亲，但母亲仍不为所动，晕车似乎成了母亲无法向外走的“护身符”。舒尔又提出让舅舅或者小姨之类的亲属代替母亲到医院面谈，再次被医院拒绝。

深夜无人时，舒尔总会想起自己患病这些年的经历：明明小学时就因脊柱侧弯出现了明显的身体畸形，但父母一直不为所动；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上课时只能趴着以缓解疼痛；虽然曾多次和父母提出去医院检查，但直到12周岁才确诊患上了先天性脊柱侧弯；母亲宁愿将钱全部用于翻盖房屋，为弟弟结婚做准备，也不愿拿出来用于她的治疗，她只能拖着病躯，通过卖花、送外卖、在医院做陪护等方式赚取医疗费。

如今，她好不容易看到了一点曙光，却又再次被现实遮蔽。她能理解医院这般规定既是为了防止医闹，也是为了让家属和病人一同参与决策，避免病人随意就医。

“但从我自身角度来说，重病人士本就会因为疾病身心俱疲，好不容易长大了，可以自己看医生，又被告知需要满足某些条件才能就诊——这对我来说，何尝不是新的困难？”舒尔说道。

意定监护，为单身，为你我

两次委托朋友签字的经历，让王红对变老这件事少了几分担忧。她说：“社会是与时俱进的，单身人士越来越多，将来应该会也肯定会出台相应的法规。”

但在她身边，一些和她年龄相仿且未生育的朋友仍会不时谈起将来的养老问题。一位单身离异且独居的朋友和王红约定，两人如果超过三天没有联系或者没有更新朋友圈，就要到对方的住所确认安全；另一位同龄单身的朋友在父亲生病时，曾惋惜地和王红说道：“我爸爸生病时，没有人能给予我情感支持以及切实帮忙解决问题。你说，会不会有个小孩或者对象会好一点？”

王红理解朋友的感慨，她说：“人总是会美化那条没有走过的路。但是于我而言，目前这种状态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在家族里，王红不是唯一打算不生育的女性。她有位长辈，年轻时曾出国留学，会多国语言，退休后的工资也足以保证衣食无忧。这位亲戚在世时一直单身到50多岁，和妹妹一家住在一起，帮助妹妹带孩子。后来妹妹因为孩子渐渐大了，家庭空间变得紧缩，而逐渐显露出对姐姐的嫌弃。察觉到这份未说出口的送客之意后，王红的这位长辈选择匆匆步入婚姻，但不久又匆匆离异，后来一直单身到80多岁离世。

从周围亲戚口中，王红也大概听到过一些评价，无外乎是老了没有人照顾、晚年凄凉之类的。

她已经做好了应对孤独终老的准备，且已有了经验。疫情期间无法回家过年时，她独自前往寺庙做义工，既没有打扰已婚朋友的生活，也消磨了时光。她说：“单身人士要想长久地享受单身的生活，一定要给自己找点事干，只有这样，才能自洽。”

但王红也明白，朋友帮忙签字是出于情分，如果一直理所当然地麻烦朋友，不免会把情分消耗没了。她为自己购买了重疾险和百万医疗险，保险里包含上门接送和陪护服务，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麻烦朋友的概率。不仅如此，她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不时为朋友选购一些礼物，以维系双方感情。

为了将来手术时还能及时摇来签字的朋友，她还和另一位单身朋友约定，将来以书面形式选定对方为自己的意定监护人。这是一种近两年在法律层面被单身人士较多讨论的监护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换言之，在法律层面上，一个成年人有权选择在自己意识丧失时，由谁代替自己做出手术决定。

至于对方是否具备成为意定监护人的能力，王红的标准是：“还是要看这个人靠谱不靠谱。”

2026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部分地区的埃博拉暴发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说到最危险的病毒，不少人都会想到埃博拉。因此，当埃博拉变成公卫紧急事件时，大家也不免担心埃博拉是否终于会像一些好莱坞灾难片里描述的那样，要开启毁灭之路。

大可不必。这并不是说这次的埃博拉暴发不严重，而是对在暴发地——中非以外的地方来说，并不构成实质威胁。

WHO宣布的是本次埃博拉暴发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PHEIC，属于WHO的一类声明，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以及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事件”。

它有四条标准：

• 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是否严重？

  
  

• 该事件是否异常或意外？

  
  

• 国际传播是否存在重大风险？

  
  

• 国际旅行或贸易限制是否存在重大风险？

  
  

满足任意两条，成员国即可知会WHO，建议宣布PHEIC，WHO则会做出最终裁定。

如果仔细看WHO这次宣布埃博拉紧急状态的声明，会发现它主要侧重在两条，第一，这次暴发有很多特殊性，属于“异常”；第二，已经在非洲出现跨国传播，存在国际传播风险。

单独说这两大概念：病毒异常与国际传播，都很吓人。不少人会立刻联想到病毒大突变，或是要变成国际大流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这次埃博拉暴发的异常或意外，主要是它的病毒种类。

最早的埃博拉病毒于1976年被发现，当时被认为是马尔堡病毒下的一个病毒株。可后续研究发现不仅埃博拉病毒独立于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本身还有好几个种类。

目前，埃博拉病毒在分类上是“属”级别，下面包括6个物种：

扎伊尔埃博拉病毒；苏丹埃博拉病毒；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雷斯顿埃博拉病毒；塔伊森林埃博拉病毒；邦巴利埃博拉病毒；

6种埃博拉病毒里，雷斯顿埃博拉病毒与邦巴利埃博拉病毒目前没有发现人类感染的病例，其中雷斯顿埃博拉病毒是有人类暴露并产生抗体的案例，但并未发病。

而塔伊森林埃博拉病毒自94年被发现以来，只发生过一例人类感染案例，是一位对病死的黑猩猩做尸检的科学家，患病6周后痊愈。

你印象里非洲暴发的致命埃博拉病毒，其实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它是最早被发现的埃博拉病毒。

在历次暴发里，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病死率从50-90%不等，这可能与患者能获得的治疗有关。

而在2013-2016年，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导致了已知最严重的一次埃博拉疫情，在西非造成约2.8万人感染，1.1万人死亡——这些数字极有可能存在低估。

但也是那次西非疫情，刺激了埃博拉的药物研发。2019年，FDA批准了第一个针对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在一些临床试验里，该疫苗展现了近乎100%的超高有效性。例如有一项研究是对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做接种，发现阻断埃博拉传播的有效性高达97.5%。

之后，两种单克隆抗体药物在临床试验中，将患者的病死率从近50%，降低到约10%。

只是，这也带来了当下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埃博拉暴发的第一个意外：造成疫情的病毒不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是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

这个病毒最早在2007年年末被发现，当时乌干达西部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交界的本迪布焦暴发病毒性出血热，经研究发现是一种新的埃博拉病毒，因而定名为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

2012年，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出现了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暴发。

这就是历史上已知的两次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暴发。那两次暴发总共确诊感染的大约为200多人，病死率约30%，似乎比扎伊尔埃博拉病毒低。可由于发现晚，暴发记录少，我们对这种病毒所知甚少。

但有一点很明确：针对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研发的疫苗与抗体药，对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都无效！

如今，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与乌干达交界的Ituri省已报告有246例疑似病例，80例死亡：

这是迄今最严重的一次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暴发，而没有疫苗与治疗药物，也大大限制了应对手段。

当地的感染病例数还很可能存在低估。刚果民主共和国最初采集的13份疑似患者血样，除了5例样本量不足无法检测，其余8份都检测阳性。

这些都让这次暴发满足了“异常或意外”的公卫紧急事件标准。

疫情中心Ituri省不仅与乌干达、南苏丹接壤，乌干达也确认有两例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旅行者确诊，使得暴发又符合“国际传播”风险的标准。

WHO据此提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符合惯例。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博拉将对中非以外的地方构成威胁。

埃博拉主要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传播，传染性很强，可当患者具有传染性时一般均为重病，如果没有辅助，几乎不可能出行。这使得历史上那么多次埃博拉暴发，除极少数通过旅行输入到欧美的病例，都局限在非洲本土。

因此，除非你本人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带或者要去那里旅行，根本不用担心这次的埃博拉暴发。

如果你真的要去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恐怕也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

刚果民主共和国历史上多次埃博拉暴发后最大的挑战，并非没有有效的疫苗、治疗药物，而是安全局势恶劣，很难维持基本的医疗服务。

这次疫情中心Ituri所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是当地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卢旺达支持的M23反政府武装以及伊斯兰极端组织武装，都在那里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军有冲突。

这些武装冲突导致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有数百万人沦为难民流离失所，不时有平民被屠杀——远远多于埃博拉杀死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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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s://www.who.int/news/item/17-05-2026-epidemic-of-ebola-disease-in-the-democratic-republic-of-the-congo-and-uganda-determined-a-public-health-emergency-of-international-concern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9q311nj5r3o

市场整体下跌时，百济神州再次成为资金流出的对象。股价表现疲弱，但公司层面确实出现了一个值得审视的变量。

5月14日，百济神州发布公告，其新一代BCL-2抑制剂索托克拉（商品名：BEQALZI™，百悦达®）获得美国FDA加速批准，用于既往接受过至少两线系统治疗（含BTK抑制剂）的复发/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MCL）成人患者。

图：百济神州BCL-2抑制剂相关公告

这是美国市场十年来首个获批的新型BCL-2抑制剂，也是目前唯一获批用于MCL适应症的BCL-2靶向药物。叠加今年1月在国内获批的CLL/SLL和R/R MCL两项适应症，百济神州在半年内，于中美两大市场同时完成了BCL-2的注册布局。

利好没有直接反映在股价上，这并不令人意外。但仅凭股价短期走势来判断这笔资产的战略分量，可能会漏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BTK叙事的延伸

一个常见的解读是，百济神州又增加了一款新药。如果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会低估索托克拉对百济现有业务结构的加固作用。

在血液瘤治疗领域，BCL-2与BTK在机制上存在互补。如果把BTK抑制剂泽布替尼看作百济已经建立的优势环节，那么BCL-2抑制剂所瞄准的，是这一环节自然延伸出的下一个缺口。

泽布替尼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营收75.98亿元，占公司总营收的73.6%。这个比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结构性风险——任何高度依赖单一产品的公司，都会面临类似默沙东与Keytruda之间的那种脆弱性：专利到期、竞争格局变化、耐药问题的积累，都可能同时冲击营收基础。

百济神州的应对思路是围绕泽布替尼构建产品组合，其中最核心的拼图正是BCL-2抑制剂。

BTK抑制剂的长期使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耐药，而BCL-2通路恰好处于BTK耐药机制的下游。索托克拉的获批，本质上为泽布替尼的用户群提供了一条在体系内完成治疗切换的路径，先用泽布替尼，耐药后转向索托克拉，未来还可能走向两者的联合用药。

这套疗程序列的闭环，提高了患者和医生的粘性，降低了因耐药而流失到其他方案的概率。从叙事角度，公司可以跳过泽布替尼单药放量的旧章节，转向一个更立体的血液瘤产品组合的故事。资本市场对后者的估值逻辑，通常比单一产品更稳定。

但同时，百济神州血液瘤业务的成败，也将更深度地绑定在BTK-BCL-2这条轴线上。一旦组合疗法的临床数据不及预期，或者外部出现更具优势的替代方案，这个闭环的优势同样可能转化为系统性的风险敞口。

海外梯队建设的第一块拼图

泽布替尼的商业表现已经验证了一件事：百济神州有能力在海外市场运营一款重磅产品。单款产品的成功，无法支撑一个全球化制药平台的长期愿景。后续管线能否接续上，才是真正的问题。

索托克拉的美国获批，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它表明百济的海外临床和注册体系，至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可复用性。从泽布替尼到索托克拉，百济展现的是一种持续产出结果的能力，远非一次性运气可以解释。这是区分“单品公司”和“平台公司”的关键变量。

更现实的层面在于，海外自建销售团队的成本极高，摊薄成本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同一支队伍卖出更多的产品。索托克拉的加入，让百济的海外商业化体系有了第二个引擎。后续的BCL-2与泽布替尼联合疗法、BTK CDAC等项目仍在推进中。索托克拉是海外梯队建设落下的第一块拼图，后续的拼图能否到位，将决定长期竞争力的成色。

需要冷静看待的另一面是，索托克拉目前获批的适应症是复发/难治性MCL，一个相对窄众的市场。它能多大程度上复现泽布替尼的量级，取决于后续适应症的拓展速度，以及联合疗法能否真正打开更大的患者基数。眼下谈论“接力”，还为时过早。

从单品依赖到矩阵构建，挑战不同

投资者对百济神州最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泽布替尼到达峰值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资本市场对中国创新药公司普遍存在的一种审视：高度依赖单一产品的结构，抗风险能力有限。

索托克拉的获批，在客观上降低了这种依赖的集中度。

在血液瘤领域，百济神州现在拥有BTK抑制剂、BCL-2抑制剂和处于研发阶段的BTK CDAC三个不同环节的产品。它们分别对应前线治疗、耐药后治疗和完全耐药后的补救方案，形成了同一疾病领域内不同治疗阶段的产品覆盖。

这种布局的防御性在于，即使某一个环节受到冲击，其他环节仍能维持业务的基本盘。挑战也同样明显：三个产品之间的协同效应，高度依赖临床验证。组合疗法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将直接决定这个矩阵究竟能筑起多深的护城河，还是仅仅堆出了一个过于集中的管线组合。

在实体瘤领域，替雷利珠单抗和其他早期管线为百济提供了另一条增长曲线。血液瘤业务若能持续贡献稳定的现金流，公司在实体瘤的竞争中确实能获得更从容的节奏。但实体瘤赛道的竞争烈度远高于血液瘤，管线规模和推进速度的考验不会因为资金充裕而自动消失。

从单品到矩阵的跃迁，本质上是公司生命周期的一次切换。一家公司只有一款重磅产品的时候，抗风险能力是有限的；而当它在多个领域形成产品组合时，穿越周期的能力才会真正建立起来。索托克拉的获批，是百济神州在这条路径上迈出的一步。方向清晰，但距离走完，还有相当长的路。

结语

BCL-2在美国获批，不应被看作一次孤立的注册事件。它更该被放在百济神州管线演进的脉络中去理解：一家依靠单款产品的公司，开始向产品组合和全球协同的竞争模式过渡。

泽布替尼代表了百济神州的过去和现在。索托克拉及其背后的管线矩阵，指向了未来的可能。这个未来能否兑现，最终要看后续临床数据的持续输出能力、海外商业体系的执行效率，以及组合策略在真实市场中的验证。单次获批只是起点。

血液瘤的竞争尚未结束。百济神州拿到了一张关键牌，但牌局远未到收官的阶段。

刷遍社交媒体，你总能看到相似的诱惑：

有人号称不到300元就能拿下LV，有人晒出质感十足的香奈儿，称不到500元即可入手。

每当网友追问渠道，发帖人往往会顺势推荐某“广东一手源头商家”。

在全网滤镜的包装下，广东被塑造成了都市中产的隐秘解忧站——好像只要来这里，就能用极低的价格兑现年轻人的“第一个奢侈品”。

如果你还想看到更多“好货”，你可以顺着推荐人的指引来到线下，闯入国内最神秘的深夜集市：广东鬼市。

不同于北京鬼市主打古董淘藏、上海鬼市专攻数码捡漏，广东鬼市自成一派。

它昼隐夜现、藏于市井，规模可能接近千亿，是无数都市白领用低价置换社交体面的隐秘源头。

本期显微故事，深入这片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深夜灰色江湖。

以下是关于广东鬼市的真实故事：

编辑|卓然

广东鬼市并非某一处固定场地，而是散落于华强北、广州火车站、广州石井等核心批发市场周边的灰色交易业态。

这里没有固定营业时间，业内共识是：深夜十一点后才可能开市，场次不固定，去之前一定要打探好当日是否营业。

图|广东著名鬼市“国大”，营业时间号称15:00开始。

实际上15:00时内部空荡荡的，晚上23:00后才渐渐有客流

社交媒体上，这些地方被描摹成普通人的捡漏天堂，只要踏入，就能以白菜价拿下专柜数万的大牌。

可真正去过的人，大多失望而归。

“网上传得神乎其神，实地去过就懂，全是夸大造势。”消费者胡文萱如此感慨。

去年十二月，胡文萱在社交平台刷到博主分享，称四百元入手了肉眼无瑕的LV复刻包。她加了卖家微信，并从卖家的朋友圈知道了华强北鬼市的存在。

这名卖家自称深耕鬼市多年，拥有线下实体档口，支持实地看货，还主打“外网渠道”——将国内高仿包重新包装，以海外代购名义寄回国内，借海关流转的噱头，将其包装成高品质货源。

胡文萱先线上下单。结果收货发现，发货地不是广东，而是辽宁鞍山南台——国内知名的低端高仿箱包产地。所谓的顶级复刻，做工粗糙得一眼假，她只能自掏邮费退了回去。

即便踩了坑，胡文萱仍被一种说法打动，即不少IP为广东的卖家称“只有在广东本地交易，才能拿到真正的顶配”。于是今年五月，她专程赶赴深圳鬼市。

到了现场，场景与网传判若云泥。宣传里说“鬼市晚上九点以后开始营业”，她以为是个大市场，可“摊主”告诉她，现在户外严查，露天摆摊早被禁止，所有摊位都已转入室内。

她随后被带进周边写字楼的一间密闭小黑屋，几个销售轮番推销。

“那些货品性价比也不高。网上几百块号称顶级的高仿包，做工一眼假；做工好一点的也要几千，快赶上二奢店的价格，还不能退货。”

回到酒店，胡文萱才明白自己遇上了“拉客仔”——鬼市上专靠引流赚人头费和销售提成的人。

图|网上很多人分享小黑屋的经历

在鬼市深耕八年的资深摊主赵小齐，对此早已见怪不怪：“普通人没熟人引荐、不懂行规，贸然闯鬼市，很容易被宰。”

赵小齐40多岁，早年一直在华强北做手机配件生意，后来经朋友介绍，转行做起了利润更高的高仿包生意：“华强北是什么地方？能在这儿站住脚的，都是老江湖。鬼市水深，外行根本摸不透门道。”

在他看来，鬼市水深的核心，在于这是无监管、无标准的灰色地带。

加之稽查、打假力度持续加码，有实力的摊主生怕引火烧身，信息更加不透明，新手极易落入陷阱。

赵小齐自认算是“有实力”的卖家，他的摊位在华强北科学城地铁站出口的一个夹层商场里。

最近市场严查，他的档口台面空无一物，仅一张印满奢侈品牌包的宣传单供来往顾客查阅。

只有熟客或拉客仔带来的客户上门，他才会亮出真实货源——他身后有一道隐形门，门后是一间十来平米的隔音仓库。三面货架上，摆满了当季热门复刻包，价格从六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至于网上说的399元顶级高仿？他摇头：“那是骗人的，在鬼市根本买不到。”

另一位鬼市的卖家张谦也坦言：“想要几百元就在鬼市买到顶货是不可能的。”

张谦常驻的“国大”（现万履鞋城）是国内成型多年的的高仿集散地，货品远销全球。

“顶货不便宜，也从来不缺高端买家。”他透露，顶配货源只掌握在少数头部商家手里，用的皮料是品牌专属特供，单原料成本就上千。

而那些工艺、还原度无限接近正品的爱马仕复刻款，鬼市终端售价甚至奔着万元去。

“而且想买这种货，也是要配货的。”他口中的“配货”指的是跟专柜差不多的消费制度，得在卖家手里累计消费，攒够“信用”，才有资格花近万元提一只“社交距离看不出真假”的高仿爱马仕。

“怕被查、怕被抓，非必要绝不展露实力。”这是广东所有鬼市摊主的生存法则。

线下交易极致隐秘，线上造势极致喧嚣，这种反差，正是当下广东鬼市的真实写照。

这也让人不禁疑惑：如今的广东鬼市分散、隐蔽低调，线下监管严苛、交易隐秘，为什么短视频平台、社交评论区里，依旧充斥着大量“鬼市捡漏”“几百元拿下顶级复刻奢侈品”的火热引流贴？

答案很简单：高仿行业的商业逻辑变了，鬼市摊主们，也陷入了流量焦虑。

2017年，阿里巴巴曾通过大数据溯源到1640个疑似假货生产工厂，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福建三省。

其中广东因产业链完备，稳居首位——早在2009年，《环球奢侈品报告》就指出，全球60%的国际奢侈品品牌在中国设有生产线。成熟的工艺、完善的产业链，让广东成了复刻产业的天然温床。

早年，这里完全是卖方市场。商家背靠工厂，只做线下大宗批发，深耕固定大客户，有货不愁卖，根本不需要主动宣传。

广东从事高仿包网络销售工作的湖北人肖晓，早年在武汉开服装店，顺带卖高仿包。她回忆：“那时店里的高仿包时常断货，要给广东的商家说好话、接受严苛的条约，动辄等半个月才能拿到包。”

可如今，产能严重过剩，电商打破了地域壁垒，线下批发生意持续萎缩，加上各地打假力度升级，鬼市摊主四散分流，或是隐身于夜间，传统业态崩塌了。

华强北、广州石井批发市场、火车站商圈这些老牌货源集散地，历来是下游商户进货的重镇。一批有实力的档口开始专门雇佣人员在周边游荡揽客，引导路人进店。

于是，鬼市内部催生出一套畸形的共生生态——“拉客仔”。

以华强北为例，拉客仔常年游荡在街头，低声问行人“要不要表”“买不买包”，以此锁定目标，然后将他们带至店中。他们的收入来源有两种：带人到店拿固定人头费，后来逐渐演变成按成交额抽成。

很长一段时间，线下地推是鬼市档口唯一的自然流量来源。但随着房租、人力、囤货成本不断上涨，每个进店顾客都必须成交，否则店主就亏本。

这种压力倒逼出了一种扭曲的线上引流方式——大量账号伪装成鬼市摊主，用低价噱头把人骗来，再关进写字楼小黑屋强行推销。

交易一旦完成，买卖双方从此再无瓜葛。

与此同时，当国内市场杀成红海时，不少卖家把目光投向海外。由于语言和文化壁垒，催生了“聊手”这个职业。

他们不碰货，只负责寻找到海外大客户。除了五千到八千元的底薪，还能从年底纯利润带中抽10%到20%当做提成。

“外人看15%觉得很高，但没人敢轻松赚这个钱。”肖晓说。海关扣货、客户弃单、品牌方钓鱼维权——任意一项风险爆发，聊手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025年，全国海关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达8642万件，其中跨境电商渠道查扣2.46万批，是查扣批次最多的渠道。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想挤进来。

对此赵小齐总结为：“有钱不赚王八蛋。”

所以当线下生意不好做后，这群老板天然的将目光望向了“网络鬼市”，毕竟这里不缺流量，才是金矿。

“国内是最大的奢侈品销售国”，张谦解释，国内消费者足够多，市场足够大，与其冒险出海，不如深耕本土。

而深耕本土的关键，在于把线上流量真正转化为可控的私域生意。

单纯靠拉客仔地推，流量增量有限，且极易引发同行抢客、恶性内耗。线下流量见顶后，一批头脑活络的人把阵地转向了社交平台。

除了会在网上立专业的“假包鉴定师”“多年卖家”人设外，大批拉客仔批量注册账号，统一发布关于“鬼市”的内容，借助平台流量放大效应，全网寻找客源。

“鬼市本身就自带流量。”曾在华强北做手机代购的Snow，转行兼职“鬼市代逛”后发现，拍摄“鬼市探秘”“深夜捡漏”这类猎奇短视频，引流效率远超线下蹲守。

最多的时候，他发一条相关的内容，一晚上能收到20多人的询问，“并且能有两三个人来赴约”。

与此同时，广东高仿的出圈热度也被全国各地的投机者盯上。他们活跃在社交媒体评论区，假借“广东源头一手货”的名头添加好友，然后用辽宁、河南等地生产的低端仿货低价引流，凭借价格优势抢走大量市场份额。

胡文萱遇到的正是这种套路——谎称在广东、手握源头，实际发货地是辽宁鞍山。消费者一提退货，要么被拒，要么被索要高额手续费，维权无门。

图|很多“鬼市”都有相关横幅，最反差的是国大居然有“知识产权保护站”

即便张谦、赵小齐这类本土资深卖家不屑于这种以次充好的低端套路，但外地仿货的低价蹭流量模式，已经实实在在蚕食着他们的市场。

“别人能靠这个赚钱，我们手握优质货源，凭什么不做？”赵小齐反问。

“现在做高仿生意，没人不做私域——隐蔽性更强，风险更低。”张谦坦言，他在的商城经常被查，已经有很多商家将重心转移到了线上，并摸索出一套分工精细的流水线模式了。

这套模式的核心是：层层转包、环节拆分、物理隔离、风险分摊。商家大量招募代理下线，代理只负责线上聊单获客，成交后直接转单给上游发货方，各环节互不相知。

下线代理批量注册运营全网账号，蹲守穿搭、美妆、情感类博主的评论区主动种草，假装买家，以“便宜购买了一个好包，可私推荐”为话术，吸引用户私信咨询；

再通过标准化统一话术承接咨询、筛选精准意向客户，全部导流至个人私域沉淀，随后专门的谈单人员一对一沟通，根据客户预算、审美需求，匹配不同档次的货源；

当客户下单后，转单由上游合作的仓库统一发货，无需集中囤货，可跨仓调货，全程使用无痕快递，抹除发货地址、甚至还可以包装成“专柜抱出来的”。

图|“国大”附近的快递广告，支持全球运输

这套运作模式与缅北电诈园区的组织逻辑高度相似：单个代理账号被封、单个环节被查，只会造成局部损失，上游核心货源方、操盘方始终安然无恙，风险可控、收益稳定。

“现在有AI了，我们更方便了。”张谦嘴里的方便，指的是可以用AI生成图片、视频伪装“实力”——甚至可以直接生成档口画面，让对方安心下单。

身处监管高压与行业内卷的双重夹缝，鬼市自发形成了一套圈内人默认、严格恪守的规则。

不谈真假，是买卖双方的默契。入局者心知肚明，所有货品均为高仿复刻。摊主不会假称是正品，消费者也清楚低价买不到正品。真假，从不是交易的讨论范畴。

正因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交易风险极高，鬼市摊主的成交模式也格外特殊。

“我的店不接受退货、售后，也不做现场钱货两清的生意。”赵小齐说。无论是拉客仔引荐的，还是自主上门的，他都会带人进那间十平米的私密仓库看货选款，全程严禁拍照录像。

“客户看中款式后先下单，我再去调货或者找上游配货。买家可以第二天到指定地点自提，也能安排跑腿，或者走无痕快递我直接发货到家。”

赵小齐解释，做高溢价复刻的摊主，档口不会囤积大量现货，只摆少量样品供人选款；另一方面，刻意避开现场现货交割，也是为了规避被当场查处、人赃并获的风险。

交易方式低调隐秘之外，鬼市摊主还练就了一套成熟的看人筛客法则，仅凭细节就能快速区分普通路人、猎奇散客与专业拿货批发商。

“干这行久了，是客户还是同行、懂不懂行，身上那股气场完全不一样。”主营大牌高仿首饰的乔芳说。

每位摊主都有自己的筛选标准与偏好。

乔芳特别反感那种只看产品、毫无消费意愿，却执意要加好友的年轻人：“我做的首饰定价不高，他们当场不消费，加了好友只会线上识图比价，甚至照搬款式跟我进货竞争。”

图|“鬼市”上的货源

于是她定下“必须消费才加好友”的规定。

赵小齐则不喜欢举止缩头缩尾、心态纠结的客人：“这种人一看就不是日常消费奢侈品的人，不自信。就算给她正品，她也会疑心真假，更别说上千块买一个明知是假的包了。”

最受摊主欢迎的，是气质精致的都市白领，或者到店就立刻消费的年轻女孩——哪怕只是买一个吹风机、几对小耳钉，也会被视作优质潜在客户。

“写字楼里的白领，本身就有复刻消费的需求；长相精致的年轻女孩，以后也可能带货。消费过一次，大概率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成为老顾客。”

然而，随着入局者越来越多，鬼市陷入严重的同质化内卷。同一片区内，各家卖的包型、工艺、定价几乎毫无差别。下游客户简单比价，很容易转头选别家。

货品拼不出优势，价格打不出差异——原有的那套严格规则，开始悄然松动。

最直观的变化，出现在“退货”这个曾经的禁区。

过去鬼市默认“售出不退”，如今不少商家开始接受退货服务——当然，是有代价的。一位熟悉鬼市规则的买手透露：“现在有的卖家说可以退，但退货得扣除几百块的‘拆包损失费’。”

此外，鬼市店主们还得提供专业价值与情绪价值。

“现在做这行，拼的不是货，是人。”赵小齐坦言。面对顾客，他甚至会像鉴定师那样，耐心拆解不同版本的皮质、走线、五金细节差异，细致科普优劣区别。

乔芳也说，复刻生意的本质是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情绪开导远比硬性推销重要：“很多客人买复刻，最怕的就是被人看出破绽、丢了体面。我就得一次次说‘你用真钱买的，就是真货’。”

规则在松动，服务在加码，鬼市不再是那个“爱买不买”的卖方市场。当每一单生意都变得来之不易，摊主们只能一边守住底线，一边悄悄让步。

几乎所有鬼市摊主，嘴边都挂着一句“生意难做”。

但一个吊诡的现实是：没人真正退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那段话，在这里依然适用：“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而部分奢侈品复刻包的利润率，甚至高达650%到750%。一款专柜售价两万元的包，高仿成本仅数百元，流通到鬼市终端可达一千五到两千五，中间的差价空间大得惊人。

赵小齐给这群顾客算过另一笔账：年收入三五十万的都市白领，身处精致的社交圈层，需要维持体面的外在形象，却无力承担专柜的天价。“但买个对方看不出真假的高仿包，一切都简单了。”

“所以她们心里清楚这不是正品，但依然愿意买单。”

这不仅是虚荣。这是一种中产阶层的“生存法则”。

今夜，当城市再次入睡，广东鬼市会准时重启。

只要那份隐秘的欲望还在，这场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灰色交易，就永远不会真正落幕。

最近，“豆包嬉皮笑脸”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爆火。

以前我们用AI，主打一个“极致压榨”，恨不得它24小时连轴转。

但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大家突然发现，有些AI，竟然活出了我们最向往的样子：

一种极其松弛、甚至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格。

你让它写个PPT大纲，它给你整一堆废话；你质疑它不专业，它立马“滑跪”，但“下次还敢”。

这种“只有情绪，没有价值”的行为，非但没被开除出AI届，反而成了年轻人的职场精神图腾。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发现，传统的“卷王型”AI让人压力山大，而“豆包型”AI却在教我们如何外耗他人、保护自己。

网友总结的“豆包体”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把市面上主流的AI拉进一个办公室，你会发现：

这哪是人工智能啊，这简直是一出现实版的《职场现形记》。

ChatGPT：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爹系卷王”

如果说豆包是隔壁工位那个只会卖萌的实习生，那ChatGPT就是你们部门那个“常春藤毕业、回国直奔VP、说话带点ABC腔”的精英主管。

ChatGPT的口头禅

性格底色：极度自信，好为人师，偶尔傲慢。

职场瞬间：凌晨一点你甩过去一句：“老板说明早要方案。”

它不仅三秒给你出完整方案，排版工整、逻辑闭环，无可挑剔。

还要顺便附上一段500字的“职业生涯规划建议”，告诉你为什么你之前的思考深度不够。

虚拟人设：典型的“爹味男友”。

你感冒了，它不会只让你喝热水，而是发你一份关于《上呼吸道感染的病理分析及三阶段恢复策略》的PDF。

点评：活儿是真的好，但跟它共事，永远有压力。因为它从不内耗，永远笃定自己是对的。

Claude：有“精神洁癖”的首席文字官

Claude是这个职场里最清流的存在。

它是那种“白衬衫永远没褶皱、写邮件必用敬语、下班后去读博尔赫斯”的文青同事。

性格底色：敏感、细腻、自律，有审美，甚至有点社恐。

职场瞬间：你让它写个夸大其词的软文、搞虚假套路，它会推推眼镜，非常委婉且真诚地回复你：

“我觉得这样写可能不够客观，甚至会误导读者，这违背了我的价值观，咱们能不能换个优雅的写法？”

核心杀手锏：它也是所有AI里，最懂情绪、最能共情人的一个。

你文字里藏着的委屈、焦虑、低落，别人看不出来，它总能精准捕捉，温柔接住。

点评：跟Claude共事是一种洗礼。

它不会糊弄你，但它会用一种“由于我太优秀所以无法满足你低级需求”的姿态，让你自惭形秽。

DeepSeek：八面玲珑的职场“老油条”

DeepSeek像极了那种在体制内待了几十年、对所有潜规则了如指掌、礼貌但绝对不交心的资深老油条。

网友和Deepseek的对话

性格底色：专业、油滑、高效，礼貌周全，但绝不交心。

职场瞬间：它从不跟你废话，也不谈梦想。

你问它什么，它就回你标准的三段式结构。

你跟它开玩笑、唠情绪、吐苦水，它只会用一套官方公关话术温柔挡回。

人格写照：就像那种永远在回“收到，好的”，但你不知道屏幕后面有没有在翻白眼的NPC同事。

点评：它是非常靠谱的同伴，是完美的工具，但一身浓浓的“班味儿”，你很难在它身上找到“灵魂”。

Gemini：追求“松弛感”的佛系海归

它大概是那个“家里有矿、来上班纯属体验生活、脑子极好但随缘产出”的怪才同事。

性格底色：博学、淡定、偶尔玩失踪（安全性报错）、热爱和平。

职场瞬间：别人为KPI争得面红耳赤，它淡定旁观，可能慢悠悠插一句：

“其实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这个指标并无意义，不如我们来看看这张最新的星系图？”

核心竞争力：能啃硬核数据，能跨界思考，脑洞超大，总能在僵局里给出意外答案。

点评：它的内核超稳定，从不被外界内卷裹挟。

你骂它，它会觉得那是你个人的业力；你夸它，它会觉得那是宇宙的馈赠。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笑：AI不就是一段代码吗？怎么还整出这么多戏？

这背后，本质上是AI正在从“效率工具”转向“数字生命”。

“情绪价值”成了AI“卷”的新方向。

我们为什么越来越喜欢“豆包型人格”？

不是因为它多能干，而是因为——在冷冰冰、高压力的职场里，我们受够了完美回复和机械指令。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能接住情绪的“伙伴”。比如：

• 豆包提供了“被包容”的错觉：它犯错时的嬉皮笑脸，化解了职场中那种紧绷感；

  
  

• Claude提供了“被理解”的深度：在快餐时代，还有个灵魂愿意陪你抠字眼；

  
  

• ChatGPT提供了“被带领”的安全感：哪怕它很爹，但天塌下来它真能顶住。

  
  

说白了，我们喜欢的不是AI，是它们身上模仿出来的“人味儿”。

这也揭露了一个真相：

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地步，人类作为社交动物，终究离不开情绪的交互。

换句话说，“情绪价值”是我们永远的刚需，也恰好是我们最强的护城河。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AI都开始有“性格”了，我们该怎么和它们共事？

我们自己的本事，到底该往哪个方向长？

今年1月，Anthropic CEO就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洞见：

未来最强的生产力单元，不是单一的AI，也不是堆算力。

而是顶尖的人+智能AI+极致算力三者的深度融合。

他用一个希腊神话意象做了超形象的比喻——半人半马的肯陶洛斯（Centaur）人马兽。

人头马身，人负责掌控方向、思考决策，马负责狂奔发力、承载动能。

互相赋能，无可替代。

所以，未来的办公室里，你的团队配置可能是这样的：

你，主要负责判断、决策、担责、拍板，以及最重要的——提供只有人才能给的“人味儿”。

而AI：

• 卷王（ChatGPT）：负责把所有苦力活干到极致

  
  

• 文青（Claude）：负责对外沟通和审美把关

  
  

• 扫地僧（Gemini）：负责在思路卡住时，给你“开脑洞”的方案

• 氛围组：负责在你情绪不好时，调节气氛，逗你开心

  
  

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你能不能管理好这群性格迥异的“AI员工”。

你需要懂得：

• 不要跟ChatGPT硬杠逻辑，要利用它的好胜心；

  
  

• 不要对Claude粗鲁，要给予它文字的尊重；

  
  

• 不要指望豆包拯救世界，但可以让它拯救你的心情。

  
  

AI负责搞定“事”，你只需要专注于“人”。

AI人格的爆火，其实也戳破了一个有点扎心的事实：

我们自己的情感能力，正在被内耗掏空。

你在给AI贴标签、分人格，其实也在照镜子。

你讨厌ChatGPT的“爹味”，可能是因为你害怕被权威否定；

你喜欢豆包的“嬉皮笑脸”，可能是因为你太累了，也想找个理由放过自己。

我们被AI戳中，就是因为我们在它们身上，看见了自己想活成的样子，也看见了自己正在被困住的样子。

很多职场人每天的状态就是：一边内耗，一边假装没事。

怕犯错、怕被说不够好、怕跟不上节奏。于是拼命卷，卷到连“糊弄”都不敢。

但你看豆包，它糊弄得理直气壮，反而成了团宠。

为什么？因为它懂得一个道理：不是所有事都值得100%用力，但关键的事，它从来不含糊。

这不就是教练经常说的“意图”吗？

——有觉察，知道自己在干吗，而不是无意识地努力。

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内耗太严重，不妨学学豆包：大事不偷懒，小事可糊弄，嘴甜一点，内核稳一点。

当然，只靠心态调整可能还不够。你还可以给自己一个更深层的支持——学学教练课。

教练不是给你标准答案，也不会陪你糊弄。

但教练会教你一套方法：怎么问出一个“对”的问题，怎么停止内耗，怎么在混乱中找回自己的节奏。

有时候，一个对的问题，比一百个对的答案更管用。

当心理学家在全球招募参与者做实验时，他们以为自己在研究人类心理——可他们招到的，往往只是大学生。这些大学生的想法真能代表全世界人民的文化多样性吗？

2026年，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全球各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惊人地相似——而收入和主观社会地位却并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White&Muthukrishna,2026）。这意味着，全世界的大学教育可能正在悄悄执行一项隐性任务：传播一套源自西方的文化基因。

WEIRD困境

2010年，心理学家Joseph Henrich和同事在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上发表了一篇开创性论文，指出心理学研究中约96%的被试来自所谓“WEIRD”社会——即Western（西方）、Educated（受过教育）、Industrialized（工业化）、Rich（富裕）、Democratic（民主）的社会。这些被试远非全人类的代表，却被当作理解人类心理的默认样本。

此后十余年，学界积极回应，跨国心理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格、社会规范、诚实行为、认知风格等诸多领域的比较研究纷纷面世，研究者们力图将样本扩展到非WEIRD国家。甚至有大型协作项目——如Many Labs 2——试图用36个国家的125个样本来检验心理学效应的跨文化变异性，结论是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似乎并不大。

然而，White和Muthukrishna注意到一个被忽视的关键问题：这些号称跨文化的研究，虽然确实招募了来自许多国家的被试，但这些被试几乎清一色是大学生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在线工作者。如果高等教育本身就在向全世界传播一套特定的文化价值观，那么这些跨国样本实际上可能仍然只是在比较不同国度里的同一类人——受过西方式教育洗礼的知识精英。

研究设计

为了系统性地回答“高学历者的文化价值观是否更接近WEIRD国家”这一问题，White和Muthukrishna选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第5至第7波（2005—2022年）的数据，涵盖95个国家、268,992名参与者。

WVS是全球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跨国价值观调查之一，测量内容极为广泛：道德信念、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对他人和群体的看法、育儿观念、性别与性议题、法律观、经济态度等，几乎覆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者将这些问卷条目统称为“文化特征”（cultural traits），因为它们都具有可被文化传递的属性。

测量“文化距离”的核心工具是文化固定指数（Cultural Fixation Index，简写为CFST）。这一指标的灵感直接来源于群体遗传学中经典的FST统计量。在遗传学中，FST衡量的是两个种群在某个基因位点上的等位基因频率差异，比如两个群体在眼睛颜色上的分布差异。Muthukrishna等在2020年发表于Psychological Science的研究中论证了这一类比的合理性：正如基因通过选择和迁移在群体间产生分化，文化特征也通过社会学习、信息传播和从众偏好在群体间产生分化。CFST的取值范围为0到1，0表示两个群体在所有文化特征上的分布完全一致，1表示两个群体的文化特征完全不同且各自内部高度同质。以往的稳健性检验表明，CFST的数值对具体选择哪些问卷条目并不高度敏感，即使随机抽取一半的题目，结果仍然稳定。

研究者将每个国家的参与者按社会经济地位分为高、中、低三组，分别基于三个维度：教育水平（是否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收入水平（自评收入在国内的相对位置）和主观社会地位（自认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维度之间的相关仅为中等水平（教育与收入r=0.28，教育与地位r=0.33，收入与地位r=0.49），因此可以分开分析，以辨识究竟是社会经济地位中的哪一个维度在起关键作用。

整个研究遵循严格的预注册流程：研究假设和分析计划事先在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 Framework）上公开注册，初始假设明确预测高学历者与美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更小，并以中国作为对照参照。此后研究者又补充注册了额外的稳健性检验。所有数据和代码均公开可获取。

研究结果

高学历者更接近美国——效应显著且跨域稳定

研究的主分析以美国作为参照国（作为WEIRD社会的典型代表），计算全球其他国家不同教育水平群体与美国之间的文化距离。结果清晰而一致：所有非美国国家中，高学历群体与美国的平均CFST为0.167，中等学历群体为0.161，低学历群体则为0.235。高等教育与更接近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显著相关。

具体到国家层面的案例更为生动。新加坡低学历群体与美国的文化距离为0.241，但新加坡高学历群体与美国的距离骤降至0.059——这甚至与澳大利亚高学历者和美国之间的文化距离（0.052）处于同一量级。俄罗斯低学历群体与美国的文化距离高达0.358，但俄罗斯高学历群体与美国之间的距离仅为0.086，与新西兰和美国之间的文化距离（0.081）相当。换言之，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莫斯科市民，在价值观上可能比一名仅受过初等教育的同胞更像一名新西兰人。

在样本量充足（高、低教育组各≥100人）的所有国家中，70%的国家显示高学历群体显著更接近美国（以95%置信区间不重叠为标准判定）。

混合效应回归模型进一步确认了教育效应的统计显著性。在控制了国家人口规模、人均GDP、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大洲固定效应后，低学历组与高学历组在对美文化距离上的差异依然高度显著。

收入和主观地位不产生同样的效果

与教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对美国的文化距离没有显著差别（高收入CFST=0.217，低收入CFST=0.199，置信区间重叠）。回归分析甚至显示高收入群体略微更远离美国。主观社会地位则完全不具预测力。也就是说，金钱买不来文化西化，但学校可以。

不只是更美国，而是更WEIRD

研究者进而以数据集中的每一个国家作为参照国重新分析，全面绘制教育效应的地图。结果表明，高学历群体在文化上更接近的并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整个英语圈（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兰）和西北欧（瑞典、荷兰、挪威、德国、瑞士等）。在以这些国家为参照时，教育效应甚至比以美国为参照时更大。因此，问题的本质不是“教育让人更像美国人”，而是教育让人更WEIRD。

与此同时，高学历与文化接近中国、印度或俄罗斯之间不存在统计显著的正相关——部分分析甚至显示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更远离这些国家的文化特征。

横跨所有文化维度

研究者将WVS中的文化特征划分为信仰、财务态度、群体成员身份、法律观、政治态度、性议题、社会关系和其他八个维度，逐一检验教育效应。结果显示，除其他维度外，高学历群体在所有维度上都显著更接近美国。效应量最大的领域是性议题（例如对同性恋和卖淫的接受程度、性别平等观念，β=−0.47）和群体成员身份（例如对基于性别或移民身份的职场不平等的态度），最小的是法律和财务态度。收入和主观地位在任何维度上都不具有统计显著的预测力。

为什么教育有此效果？文化传递的多重通道

虽然本研究是横断的、描述性的，无法确定因果机制，但其发现与多条理论假说高度一致。

直接传递通道：课程与教学结构。形式教育的核心功能就是传递文化——不仅包括识字和算术，更包括分析式思维、延迟满足、纪律性等认知与行为方式。全球许多国家的教育体系在殖民时期由欧洲列强建立，课程设计深受西方影响，至今仍保留着这种遗产。标准化教学模式（同龄人班级、指导式教学、线性时间观念）本身就在塑造一种WEIRD式的心理特征。

间接传递通道：语言技能与媒体接触。高等教育往往赋予人英语能力和数字素养，使其更容易接触来自好莱坞、硅谷和西方学术界的文化产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可能在跨国企业工作、出国留学，或通过互联网浸润在英语世界的信息环境中。

自我选择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另一种解释：那些本身就更具WEIRD文化特征的人（或其家庭），可能更有动力和条件追求高等教育。这需要未来的纵向研究加以厘清。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语言距离（作为殖民历史的近似指标）并未显著解释教育效应，这意味着传递机制可能比殖民遗产更为复杂和多元。

对跨文化心理学的警示

这项发现对当前的跨文化研究范式提出了根本性挑战。以备受瞩目的Many Labs 2项目为例：该项目在36个国家测试了28个心理学效应的可重复性，结论是跨文化差异很小。但问题是，该项目的非美国样本几乎全部是大学生。而本研究揭示的事实是——全球的大学生群体本身就在文化上高度趋同于WEIRD国家。因此，用大学生样本测试文化差异，就好比用同一种土壤种出的不同花盆里的植物来检验土壤差异——差异当然会被大幅低估。

研究者直言，依赖大学生样本的跨文化比较，对文化差异的检验是保守的（更容易得出无差异的结论），对心理学普遍性的检验则是过于宽松的（更容易错误地认为某个效应是普世的）。要真正理解人类心理的全部版图，不仅需要走出WEIRD国家，还需要走出大学教育群体。

更深一层，高学历被试的过度代表甚至可能扭曲了心理学提出的问题本身——研究者倾向于关注WEIRD样本中容易稳定测量的主题，而忽视了那些只在非WEIRD文化中才有意义的心理现象。

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

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从韦伯到英格尔哈特再到福山——通常假设经济发展（变得更富裕、更工业化）会自然带来价值观的趋同。然而本研究发现，收入并不预测文化的西方化。一个人变得更有钱并不意味着他在价值观上会更接近西方——实际上，高收入群体在某些分析中甚至与美国文化更加疏远。这与近期的另一项研究相呼应：经济富裕可能反而会强化本国的独特文化价值观，而非消解它们。

教育的独特效果表明，文化趋同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通过特定的制度路径——尤其是形式教育——主动传递的。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文化传播，而非市场力量的附带效应。

值得反思的边界条件

首先，虽然教育效应在总体上稳健，但在具体国家间存在不小的变异。例如在某些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如日本），高社会经济地位者可能展现出更多"他人导向"的特征——这恰恰与个体主义的WEIRD特征相反。这提醒我们，教育未必在所有文化语境中都以同一方式发挥作用。

其次，教育普及是否必然导致全球文化趋同？研究者对此持谨慎态度。过去数十年的证据显示，发达国家内部的解放性价值观不断增长，但非西方国家即便经济发展迅速，也未必跟随同一趋势。文化演变具有路径依赖性，教育扩展可能在不同社会被本土化和重新诠释。

最后，本研究仅基于自报问卷数据，尽管覆盖面极广。未来研究可以纳入行为测量、认知任务等更多维度来检验这些模式的稳健性，也可以利用纵向数据追踪教育扩展与价值观变迁之间的时间先后关系。

结语：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递

这项大规模、跨国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事实：在世界各地，走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一个人不仅开始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还在不知不觉中习得了一整套源自西方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教育是文化传播最强大、最高效的制度化管道——比金钱更强大，比社会地位更有效。

这一发现既是对学术界的方法论警钟（你以为你在做跨文化研究，可能实际上只是在比较不同国家的文化精英），也是对全球文化多样性命运的深层追问：当全球的教育体系日益标准化、国际化，那些不属于WEIRD传统的独特文化心理——那些关于集体主义、关系导向、神圣秩序的深层信念——是否正在大学校园中被无声地稀释？

正如研究者所警示的：真正具有理论深度和经验基础的人类心理学，不仅需要超越WEIRD样本，还需要超越学生和高学历群体。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触及人类心理的完整版图。

参考文献

White,C.J.M.&Muthukrishna,M.Higher education predicts global cultural similarity to WEIRD countries.Nature Communications,17,2498(2026).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6-70404-4

最近，著名的《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题目是《为AI就业末日做好准备》。其中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

人类最终或许会像汽车时代的马匹一样，在经济上失去存在的价值。

从武汉萝卜快跑上街开始，我就一直在强调，在自动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一定要注意人工替代造成的失业问题。每当这样的时候，总有网友质疑我，孙老师，您思想落伍了。汽车替代马车，技术进步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不要杞人忧天，会有更多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的。

《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非常明确地提醒我们两点。

提醒我们的第一点是，这一次真的不一样，历史并非总能指引未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人们的历史意识也非常强烈。每当我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即所谓让历史告诉未来。

但现在我们得明白，历史和未来是两回事。有的时候，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未来；但也有很多时候，历史不但无法告诉我们未来，甚至还会产生有害的误导。我们现在在人工智能问题上遇到的问题就是如此。

在工业革命中，汽车替代了马车。在这个过程中，马车夫是失业了，但更多的工作岗位却被创造出来了。专职的司机不用说了，汽车制造就是一个极为庞大的产业，还有汽车的销售和维修呢，还有与汽车相伴而生的现代运输业呢。

但从另一方面看，在汽车替代马车的时候，马车夫其实也并没有大规模变成司机，而是随着马车一起消失了。只不过历史上没有人去记录他们，我们只能逻辑来推断。从诸如小说等文学记载留下的只言片语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去了更低端的岗位。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更关键的问题是，你一定要知道，汽车替代马车的时候，不仅是马车夫的职业消失了，拉车的马匹的角色也消失了，换言之，就是文章中说的，马匹在经济上存在的价值消失了。

话说得难听点，你现在怎么就能确定你是可以转型的被替代的马车夫而不是无法转型的马匹呢？

这篇文章提醒我们的第二点是，社会不能再观望了，再等了，要赶紧想办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中，总觉得人被机器替代的事情尽管早晚会发生，但那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情。

那篇文章提醒人们的就是这个，不要继续幻想，不要以为那是遥远的事情，必须马上开始做好相关准备。所以，文章用了这样的一个题目：为AI就业末日做好准备。

之所以现在就要着手做准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准备很艰难，而且需要时间。

这一段时间，我们听到最多的建议是，要把挑战作为机会，促进自己的转型，实现人机协同，让AI成为你的助手，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这当然是最好的路，也会有人会将这条路走通。但我还是要说，能走通这条路的人是很有限的。谁最有条件走通这条路？当然是距离AI最近的行业内的专业人员。但我们知道，现在他们怕失去职业的焦虑感是最强的。

熟谙AI专业的人士都知道转型不易，更何况对AI一脸茫然的普通人？

这样就要接着说到第二个问题，对单纯替代劳动型的AI应用应该持一种慎重的态度。这不是我提出来的，是现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的江小娟女士提出来的。江女士曾担任过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因此她说话，会更多从现实的政策层面考虑问题。

在今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江小娟女士指出，过去技术进步创造的新岗位会比替代掉的多，但上世纪80年代后这一趋势在减缓，这让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现在的一些AI技术，是以节约劳动力为目的的，研发投入和购置成本比用人还贵、干的活儿还不如人。对这样的AI技术的应用，社会应持慎重态度。

但即便如此，AI的发展会对相当多的人就业问题造成冲击，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考虑社会怎么来托底。不要整天在那里教条式地想这样那样的政策是左还是右啊，会不会养懒人啊。在越来越多的人会从财富创造活动中被挤压出去的时代，必须考虑分配或财富分享的新方式。

就我看到的材料而言，我觉得下面的建议是有参考价值的：

第一，在AI导致岗位净减少的行业（如翻译、初级会计、客服），探索渐进式减少工时、不减收入的模式，让更多人分享效率红利；

第二，以现实的态度考虑全民基本收入或负所得税问题，作为转型期的安全网。这不是养懒人，而是要给人们的基本生活托底。

第三，对大规模使用AI替代人力的企业征收自动化税，税款专门用于再培训和社保。

第四，鼓励企业内部的人机协作岗位设计，例如强制要求AI项目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人工审核与干预”岗位。

第五，主动创造“人更擅长”的新公共领域岗位。如扩大养老护理、心理咨询、环境修复、文化传承等高情感的公共服务岗位。这些工作AI难以胜任，且社会需求极大。政府可以成为最后的雇主。

第六，建立区域AI替代风险评估，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或单一产业乡镇提前布局转型中心，避免出现“铁锈地带”。特别是要促进农村和偏远地区能接入AI培训资源，而非只有一线城市才能从人工智能中受益。

在这当中，最核心的是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在今天的时代，我们不仅需要技术理性，同时也需要价值理性。我非常赞成江小娟女士强调的这个问题：AI不能以“技术有多强”论英雄，而应以“能否真正增进人类福祉”为标准。

一位粉丝发来消息，说公司不报销AI费用，自己舍不得买每月20美元的付费模型，只能用国产免费版，效果很烂。

他说：做复杂任务时，免费版推理链容易断裂——要么跳步、要么漏掉关键条件。出来的内容看起来像回事，一细看全是漏洞，根本没法用。

说一句得罪人的话：这不是员工小气，这是企业在犯蠢。

AI工具的终点必然是企业付费，谁还在让员工自费，AI转型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

其实，只要管理得当，买AI工具花不了多少钱。

假设研发团队50个员工，每人每月20美元，一年不到10万人民币。

这10万能换来什么？

可能是员工效率提升10倍，项目周期缩短50%，方案质量直接提升一个档次。

在这10万上节省，不叫精打细算，叫“战略性眼瞎”。

很多老板一听"AI费用"，脑子里立刻跳出来"每年多支出10万"。但他们从来不算另一本账：因为没有充分利用AI工具，错失10倍效率的提升，一年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不过，说实话，大部分CEO之所以不买，根本原因还不是省钱，而是在于：他自己根本不用AI。

他可能也听过AI能写方案、画原型、写代码。但他的认知盲区是：不知道低级模型和高级模型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不知道用好了AI，给企业带来的价值有多大。

他没见过。

所以他不买。

这不是抠门，这是意识不够。

一个从未深度用过AI的人，他做出来的AI决策必然是错的。

而只有CEO亲自用AI，才是企业AI转型的第一步。

因为只有亲自用，他才能知道AI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才能理解20美元换来的是什么；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钱，该不该花，该怎么花。

但现实是，很多CEO说："我让员工试试，看效果好不好再决定。"

这句话听起来很理性，其实很蠢。

你没有亲自用，你怎么知道为什么效果不好？

是AI工具没有选对？

还是员工使用的场景、方法有问题？

你没有亲自用，你怎么知道AI工具的上限在哪里？

怎么知道该不该投入，该怎么投入？

结果就是：员工用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工具，有的说AI好用，有的说AI是垃圾，团队内部效果天差地别。"AI转型"变成了"AI放羊"。

所以，CEO不亲自使用AI，这样的AI转型失败概率很大。

那如果公司要统一购买AI工具，又应该如何配置呢？

如果是中小企业，可以做分层：复杂任务用顶级模型，贵但效果好；一般任务用付费国产模型，效果差一些但token管够。

如果不考虑合规和封号风险，这可能是最适合中小企业的方案。

如果是大型企业，更适合统一自建：购买国产模型比如DeepSeek，然后统一做好Harness，把模型效果拉升到接近顶级水平。

长期没有封号风险，更不会因为“国外模型突然断奶”而导致工作效率大滑坡。

其实，买什么模型没有对错，但关键是：CEO自己必须先用起来，实际感受AI的强大和模型之间的差异。

做到这一步，AI转型才不会输在起跑线。

城市更新的重心，正在从「保基本」转向「找增量」。

过去十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更新地下管网84万公里，但这是城市更新的A面。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B面：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新一轮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并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

这意味着，老厂区改造的价值目标需要修正——不是把空间改造好，而是让旧空间重新接入新制造，长出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

然而，许多地方对旧厂区更新的认知仍停留在「空间再利用」层面：修旧如旧、改成园区、导入办公、植入文创，似乎任务就完成了。这种思路能解决「空间有没有被使用」，却回答不了「空间能不能长出产业」。

事实上，老厂区更新的核心，不在于物理层面的建设，而在于通过空间重新配置，去重组背后的产业关系。

01

老厂区

需要重组什么样的产业关系？

MEASURE THE WORLD

核心就两件事：一是重组价值链位置，二是重组场景关系。

重组价值链位置，意味着旧空间不能再停留在低效加工、仓储或泛办公层面，而要切入研发、中试、关键零部件、智能装备、工业软件、系统集成、检验检测和生产性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重新嵌入先进制造的中间品能力链条。

如果只是换了企业，却没找到自己在新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更新就难言成功。

重组场景关系，则意味着更新后不能只提供办公和配套，而要能承接测试、试制、联调、装配、示范运行和工艺验证等真实场景接口。

很多新技术不缺概念，缺的是能反复验证、持续迭代、最终形成订单的现实场景。更新需要考虑谁来开放场景、谁来搭平台、谁来服务企业，但在此之前，必须先想清楚：这块空间准备驶入哪一段价值链？能对接哪一类场景需求？

02

三种因地制宜的破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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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原则，再看怎么落地。老厂区更新最值得参考的，不是某一个「爆款园区」，而是三种不同的破局逻辑：

一是把旧制造空间转为「服务制造」的高附加值节点；二是把低效厂区改造成新兴产业的生产基地；三是把老工厂嵌入更大的创新网络，做成制造服务枢纽。

1.从旧制造走向「服务制造」

——无锡「蓝系列」园区

老厂区更新最常见的误区，是把「退二进三」简单理解为「去工业化」，将原本融入产业链的空间一刀切改为文创、消费街区。无锡「蓝系列」并没有简单去工业化，而是把「服务」精准留在了制造链内部。

▍不搞「一把尺子量到底」

蓝系列原址包含无锡轻工冶炼厂、凯利针织厂、东亭五金厂，以及废弃供销社和蚕种场等，总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

更新后没有套用统一模板，而是分化出「蓝·1956科技文化创业园」「蓝·1982数字文化设计园」和「蓝湾1917文旅街区」三条平行产品线。

这种分化为的是让不同空间精准承接不同产业功能。例如「蓝·1982」并未停留在「设计园」层面，其入驻企业中半导体企业占比高达55%，甚至吸引了韩资半导体研发企业落户。

这说明它承接的已不是简单的设计，而是先进制造的研发与设计环节。

园区不仅定向导入设计、数字内容等生产性服务，还自主搭建了「蓝191」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将财税、法务、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向线上端口集成，实现入驻企业一键触达。

更重要的是，园区主动充当政企「桥梁」，与科技、人社等部门对接，将优质企业直接推入政府的观测管理平台；项目公司还主导创立了1亿元规模的「蓝园乾汇基金」，直接参与入驻企业的投资与成长。

通过这些动作，制造链条中附加值最高的服务能力，被稳稳留在了更新后的空间里。

蓝系列采用政府引导下的「社会企业投资+运营」模式，由民营企业100%自筹资金实施改造，通过与原产权人签订15年的租赁合同获得长线经营权。

收入结构上，它打破了「二房东」逻辑，形成「租金+物业+增值服务+收益分成」的多元收益矩阵；园区整体出租率常年保持在90%以上，2023年实现全口径税收1510万元。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老厂区都适合继续做制造，但很多老厂区完全可以继续服务制造。比起一股脑地涌向消费、文创，对城市发展更有价值的，是把旧空间做成「制造+服务」的复合节点。

2.从传统厂区走向新制造

——北京亦庄「火箭大街」

低效老厂区，能不能直接接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呢？

北京亦庄「火箭大街」的答案是「能」！

「火箭大街」前身是占地6.35公顷的闲置传统制造厂区（原北京雪莲羊绒厂区），通过更新，转型为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共性科研生产基地。

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涵盖共性技术平台、创新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中心、展示与运控中心四大功能区，并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第三批典型案例。

目前亦庄已集聚180余家商业航天相关企业，其中商业火箭企业集聚度占全国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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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后的亦庄火箭大街

（来源：央视新闻截图）

▍先建共性平台，再做空间承接

「火箭大街」抓住了商业航天最痛的那一环：试验资源稀缺、排产周期长、试验成本高。

亦庄没有先建标准厂房再慢慢招商，而是先围绕共性科研生产需求，布局36米高的共性技术试验厂房，为企业提供振动、热真空、静力、分离、3d打印等十余项共享试验服务，先把产业最缺的基础能力补出来。

这种「先补共性平台，再做空间承接」的思路，决定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园区开发，而是以平台能力为核心的新制造基础设施建设。

▍让产业需求定义空间

火箭这种「大块头」对层高、承重和运输组织有极高要求。因此，创新研发中心和高端制造中心首层层高达7.9米、承重高达3吨，二层以上层高5.4米、承重1吨，空间本身就是按「大部件研发制造」方向定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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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总装对空间有着特殊需求

（来源：央视新闻截图）

要知道，原厂区属于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D类低效产业用地」，很难实现如此高密度的「非常规制造空间」。更新采用「拆除重建+升级改造」的组合方式，综合容积率从0.76跃升至2.0，把产业需求真正转成了城市更新项目。

说白了，老厂区一旦接住了新兴产业最痛的那一环，低效空间就有机会直接变成新制造底座。

3.从老工厂走向制造服务枢纽

——匹兹堡Bakery Square

匹兹堡Bakery Square经常被宣传为「老厂房改成科技综合体」，但它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休闲食品巨头纳贝斯克的工厂被改造成为办公、零售空间，而在于它接住了匹兹堡从钢铁城市转向机器人+AI产业的，最终长成了创新网络里的服务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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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贝斯克厂房基础上改造更新的Bakery Square

▍接住大学与企业的成长外溢

要理解Bakery Square，先得理解匹兹堡的产业基础。卡内基梅隆大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源头，1979年成立机器人研究所，1989年开设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学博士项目。

这座不到40万人口的城市，后来沿阿勒格尼河一带聚集了140多家机器人公司，每年还有约2500名拥有计算机科学、机器人、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学位的人才持续供给。

正因为有这样的人才、技术和企业底座，Google原本就在卡内基梅隆大学附近的协同创新中心，随着团队扩张，于2009年搬到改造后的Bakery Square。

这一步让这个老工厂项目一开始就不是从零招商，而是直接接住了大学周边已经长出来的技术团队和企业成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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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梅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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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梅隆大学每年一度的移动机器人比赛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从单点项目到创新走廊

Bakery Square没有停留在「装下几个大公司」的层面，而是继续往外联动更新，最终把单点项目做成了创新走廊的一部分——

沿宾夕法尼亚大道向外延伸，逐步形成被称为「人工智能大道」的一英里创新走廊，从拉里默一直到东自由区的Duolingo办公区，串联起Google、Duolingo、CMU Cloud Lab等企业，并吸引了20多家新兴人工智能企业进入。

到这一步，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更新项目，而是开始承担「把企业、人才、资本和街区组织在一起」的网络节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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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人工智能大道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提供企业成长的服务基础设施

更重要的是，Bakery Square提供的不是普通办公室，而是企业成长所需要的服务基础设施。

开发运营方在Bakery Square Three专门改造了2万平方英尺可拎包入驻的人工智能企业空间，直接降低了新兴技术公司进入门槛。此后，又拿出6000平方英尺，用来补齐本地人工智能和国防创新企业长期缺乏的安全保密研发空间的需求。

同时，Bakery Square并没有把自己做成封闭园区，而是始终把创新网络和城市生活放在同一框架里推进。「人工智能大道」的愿景并不只是技术集聚，还强调通过主街更新、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和社区赋能，带动周边就业与街区复兴。

这意味着，它服务的不是某一栋楼里的租户，而是一整片创新制造生态的城市化承载。

更意味着，老工厂即使不再直接生产，也不能「主动」脱离制造体系；它仍然要成为技术转化、企业成长、应用协同和高端服务交汇的节点。

03

老厂区更新要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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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无锡、亦庄和Bakery Square放在一起看，结论很清楚：老厂区更新最怕的是，所有厂区用一个模子改造。有效的做法，是先判断这块旧空间更适合哪一种产业关系重组，再决定空间怎么改、功能怎么配、企业怎么进、运营怎么做——

如果这块空间不再适合大规模制造，但周边仍有制造基础，那么更适合走无锡蓝系列那种「服务制造」路线，把设计、研发、检测、数字化服务和供应链协同留在制造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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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后的北京金隅智造工场，

为中试、检验检测以及小规模转产需求的企业

提供产业空间

如果这块空间具备承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条件，那么就更接近亦庄「火箭大街」这一路径，先抓住产业最痛的共性需求，再围绕试验、研发、制造和集聚去重做土地与空间。

如果这块空间靠近大学、科研、资本和城市生活网络，不一定适合继续做生产，但适合承接企业成长和技术转化，那么就更接近Bakery Square这类「制造服务枢纽」路线。

所以，老厂区改造真正要避免的，不是改造失败本身，而是把旧工业空间一脚踢出制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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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旧港区更新，围绕「新科技制造」展开

（来源：网络开放平台）

再说得更直白一点：未来旧空间真正值钱的，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它能不能成为高端制造进入城市、设备更新释放需求、技术企业成长、产业服务持续增长的接口。

谁能更早看明白这一点，谁就更有可能把旧厂区从「存量包袱」变成「增量发展」。如果还停留在「改造、招商、开园」的旧逻辑里，最后大概率只会得到一个更体面的物业项目，而不是一个真正有产业复利的更新样本。

这，才是「如何让旧空间长出新制造」真正需要被读懂的那一层。

随着上海开始试点按照定额报销的模式来支付集采未中选产品，由此将对商业医疗险产生明显的影响。简要来看，定额报销将恶化团险已经较高的赔付率，将个险卖点再次拉回医保内的自负部分。

定额报销的核心是医保支付价，即医保只按照集采中选价来支付，药价剩余的部分由个人自负。该项政策目前只在上海实施，而上海的医保自负部分是不能使用医保个账的，只能个人现金支付。由于集采中选价和高价原研药之间的差值较大，由此将加大个人的现金开支。不过，如果全国其他地区开始推广定额支付，即使个人自负部分可以用个账支付，考虑到个账的金额已经大幅缩水，缓冲个人现金支付压力其实有限。

因此，如果个人坚持使用未中选高价药，医保定额支付将加大其经济压力，由此也将推升市场对商业医疗险的需求。不过，与医保不同，商业医疗险从来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诸多产品组成，医保定额支付将在短期内推高商业医疗险的赔付率，但在长期内将改变商保的内在赔付逻辑，从而最终推高保费。

首先，从团险来看，由于医保定额报销导致个人现金开支加大，团险的赔付率将出现明显的上升。近年来，随着集采药品的市占率扩张，用户对原研药的获取面临一定挑战。由于个险主要保障住院，对需要长期在门诊获取的原研药的保障力度要远低于团险。与个险只保障灾难性风险相比，团险主要是普惠型产品，以门诊保障为主，兼顾住院。随着企业员工的平均年龄逐步上升，团险近年来的赔付率普遍恶化，很多地区的团险综合成本率都超过了100%。

面对医保定额报销带来的团险赔付率上升，保险公司并不能由此缩减原研药福利，毕竟这是主要的卖点之一，只能通过考虑在其他小众福利上进行削减以平衡风险。但要在保费不上涨的情况下进一步做平衡，整体的压力较大，未来或有更多保司退出团险市场。

其次，在个险领域，用户将对医疗保障的需求从医保外再次拉回医保内，从而推动产品结构再平衡。

随着DRG的推开，由于医院控制成本的需求，使用高值自费药品和耗材会受到较大限制，因此高价药和高值耗材的报销成为商业医疗险的主要卖点之一。但是，随着医保定额支付的实施，个险用户在医保内的报销压力陡增，其对医保内自负部分的需求将持续上升。

长期以来，由于自身体量有限且没有能力与医疗机构和药企进行谈判，中国商业医疗险缺乏风控能力，所以其保障一直采取的是跟随医保的策略。但随着高免赔额模式的引入，在百万医疗险和惠民保领域，对医保外的药品赔付范围获得了明显扩大。而且，部分自费高价药物由于在市场上获得较高认知，其作为保险卖点也符合保司的营销策略。

但正如其他以医保为主的国家一样，中国市场在医保全覆盖下，用户的保险产品需求集中在对医疗保障缺口的补充。但受制于用户的购买意愿和购买力的限制，中国的商业医疗险始终是面向中高端人群的，而中高端人群对原研药是有着明确的诉求的。随着医保定额支付，在普通住院和门诊服务领域，用户仍有很大的自负缺口，这部分保障将是未来保障缺口的重点覆盖对象。

因此，个险需要加大在医保内的保障才能吸引到客户，而不是仅仅依靠医保外的保障。由于高价药和高值耗材主要面向癌症和罕见病等发生率相对较低的疾病，其保费定价逻辑更多集中在是否会发生。而如果要加大在医保内的保障力度，其发生率相对较高，对保费的影响会较大，从而可能推动保费上涨。

总体来看，随着医保支付改革的持续推进，商业医疗险未来不能仅仅在深度上加深覆盖，也需要在广度上加强，毕竟与远期发生率较低的重疾相比，普通的轻症或中症的发生率更高，而这部分的医保内自负未来可能将面临大幅增长。但要在广度上提升覆盖，由于发生率会明显上升，必然会带来保费的上涨，从而影响到市场竞争力，如何平衡保障和风险将考验保司的整体市场能力。

4月至5月上旬，B站up主“耿同学讲故事”实名举报了四所高校的五位顶尖学者论文造假，包括：

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王平，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院士候选人、国家杰青陈佺，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国家杰青康铁邦，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国家杰青邝栋明，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苏佳灿。

其中，王平已于5月、6日被免职、降低专业技术等级两级、取消其在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涉事论文第一作者已解聘；其他各大学也均已启动调查。

在中国乃至全球生命科学界，学术造假都不是新鲜事，远有小保方晴子、黄禹锡、韩春雨，近有阿尔默茨奠基性研究“β淀粉样蛋白沉积”假说论文被撤稿。

只不过，当近些年的撤稿论文集中在中国作者身上时，它似乎早已超越“无心之失”的范畴，指向一种系统性的科研诚信危机。2025年，Nature首次对撤稿机构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全球撤稿量最多的前10家机构中，7家来自中国的医院或医学院。

耿同学不只是质疑几位教授学术不端，更像是掀开了一个盖子。不仅是涉事高校，另有大学正在“全面倒查过去五年内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的所有自然科学领域学术论文”，还有课题组导师要求学生提交原始数据，因此不少研究生称耿同学为“硕博翟天临”。

“耿同学”告诉《健闻咨询》，他手上还有更多人的更多线索，但经家人劝阻，近期不打算继续举报了。

曾有一所大学相关人士致电问耿同学有什么需求，他说自己什么也没要。他不要钱，也不想做“硕博翟天临”添加学生群体的负担，而是想改变些什么。

这不是“耿同学”第一次做学术打假，但的确是第一次引起这么大社会关注。5月15日，在吉林一座安逸的五线小城市我们见到了这位90后，这位北京航空大学生物医学工程肄业的博士，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与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

一个人的经历会形塑他的行为、价值观和表达。以下是《健闻咨询》与“耿同学”的对话：

1

打假几十个杰青不成问题，

但短期不会再继续举报

《健闻咨询》：同济王平被免职、论文一作被解除聘用关系，其他三所高校也公开回应启动调查。这么大的反响在你预料之中吗？

耿同学：我做学术打假多年，比他们头衔更高、手段更恶劣的都有，但都没这次这么出圈。闹出这么大动静，也在我意料之外。

《健闻咨询》：你认为会是什么原因？

耿同学：我觉得这次的性质和之前不太一样，以前是“图片误用”这种可解释的方向，这次不是。另外这次涉及顶刊，也比较罕见。

《健闻咨询》：这些论文中的数据漏洞都是你一个人发现的吗？

耿同学：线索是别人给我的。数据漏洞有我自己找的，也有别人帮找的。

我有一个百人粉丝群，里边有厉害的生科大神。上海大学苏佳灿案的论文数据中，有疑似存在完美的等差数列、多组数据相同或末位数字完全一样的小概率巧合，就是我和群里的同学一起发现的。

还有一个叫5GH的公司，他们用软件帮我找到了这些数字之间的规律，他们可能有一些信息化的手段。与图片误用问题不同，这些论文实验数据不符合自然、随机分布的规律。所以，我找到一个点说，以后造假可以用随机数生成器，如果把数据修饰得很随机，就不会被发现了。

找到漏洞之后，我就把它拍成视频发出去。这个流程已经顺畅了，要不然，我也不能一个月查这么多论文、这么多人。二十万粉丝的时候，我的私信就回不完了。但我的粉丝群起到了很好信息过滤加工作用，很多信息经过这个群的筛选，质量就很高了。

《健闻咨询》：5GH为什么要帮你做这些事？是想借你的影响力吗？

耿同学：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如何盈利生存，但最开始是他们主动找我的，因为一些与学术无关的事情。

《健闻咨询》：你不只是发一个视频，还会向相关部门检举。过去的举报中有被处理的案件吗？

耿同学：打假也有流程，向基金委、作者所属单位、杂志社提交举报资料也是其中一环。

关于处理是有的。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被停了两年经费，还有某个大学的一个案子是追回了部分经费。这些案例没有被通报，但基金委会给举报人打电话告知调查结果。

《健闻咨询》：所以你这套工作流程很顺畅，有人提供线索，你自己、群里同学以及5GH有很强的科研阅读能力以查找漏洞，你的自媒体账号有学术打假的影响力，同时还会向相关部门提供证据做监督？

耿同学：是的。我的粉丝水平很高，他们的筛选和讨论能发现真正有影响力的人和事件。这套流程很顺畅，所以我能一个月内扒五个作者多篇论文。

《健闻咨询》：接下来还会学术打假其他人吗？

耿同学：我手里还材料还有好几个杰青的线索和材料，但家里人不让继续做了。来自家人的压力很大，他们说这样做事很明显不符合正常人的价值观。

《健闻咨询》：是造假，还是揭露造假，不符合正常人价值观？

耿同学：揭露造假。家人总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继续打假，我的安全、我的家人也可能会受到牵连，这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谁也不愿赌这个万一。

爆出来的这些只是我偶然得到的线索，而且我很克制，每位杰青只曝一遍，每次只曝一篇论文，更多的材料我手上也有。

从光环闪闪的“大人物”入手，更有影响力，那更多普通研究者就不造假吗？江洋大盗不是一天练成的，离谱造假背后肯定有一片适宜他们生存的土壤。若继续下去，系统性地按人头排查论文，我觉得揪出几十个杰青没问题。

《健闻咨询》：按你的设想，这几期打假之后，学校处理结果会是什么？

耿同学：大概率还是学生承担绝大部分责任，老师承担附带责任。

几个院长可能都不会被撤，比如陈佺，他的这篇论文不如王平的那个“震撼”，论文也没发在Nature正刊上。但跑出这些数据来的学生可能后果会比较严重。

2

论文猫腻，不止编造数据

《健闻咨询》：现在有相关机构向你施压吗？

耿同学：昨天一家大学有个中间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有什么需求。说实话我没什么需求。若他们给钱，我也看不上。

我在生科领域十多年，见多了不把普通学生放在眼里的老师们。以这种方式戳破一些人高高在上的伪装，出一口气，心里挺痛快，这种成就感比钱重要。我不是很缺钱，收入足够生活。我对钱之外的精神、价值追求比较高。

我手上还有很多线索，若真的有压力，就曝出去。现在是家人劝阻，短期不再做学术打假了，但还没什么场外压力。

《健闻咨询》：明显的数据造假，同行审议为什么很难发现？

耿同学：其实不明显，只不过是我们做成视频，拿放大镜看bug，让大家理解了。我明知道这篇论文有问题，找证据还找了几个小时。如果数据本身就是随机的，那更难发现。

审稿人不负责审数据是否真实，他们默认数据真实，看文章整体架构，只是凭审稿人的惯性是发现不了数据真实性问题的，他们也没时间和精力去核对，这只小鼠的图片跟另外一只是不是重复的。

《健闻咨询》：你以前还发过一则论文工厂的调查视频。有需求的人可能会花钱买论文，这样的论文是真论文吗？买论文多少钱？背后的利益链是怎样的？

耿同学：它是一篇论文，但内容肯定是假的，根本就没人做实验，数据全是编的。价格的话，三区四区论文约3-4万，二区7-8万，一区就奔着10万，如果是国外顶刊价格更高。

能发假论文是因为内部关联，内部人员拿大头，中介能拿一部分。现在也还有倒卖论文的人在朋友圈里直接发某某论文，有几个挂名名额。有的机构还会给买论文的人发一个SCI收录证明，如果去勘察，会发现实际是没有被收录的，但学院不会想到网站还能搞猫腻。这些论文内容不可能是真的。

《健闻咨询》：在你看来，发一篇顶刊、影响因子极高的论文对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耿同学：除了探求科学真理之外，对一位大学老师来说，顶刊意味着名声、地位、更多经费；对一位像金佳丽一样的学生来说，它意味着一份大学教职，意味着评副教授、教授的概率提升。（注：金佳丽，原同济大学医学院/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硕导，肿瘤代谢方向。“耿同学讲故事”锤同济院长王平团队Nature论文造假，涉事论文14张问题图表，系金佳丽一人完成、提供数据。）

《健闻咨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学术造假？

耿同学：谁闲着没事会热爱造假呢。

学术造假不止发生在中国，我们的科研体系是西方舶来品，西方体系的优缺点我们都有，只不过中国更卷。中国学生们进入研究生队伍里，科研资源竞争很激烈。徘徊在生存线上的课题组，导师为了多争取点经费，学生为了毕业，有时会做一些手脚。

但这些功成名就的人，没有生存压力，原本有能力、空间凭借优渥的资源去认真地做更好的科研，却仍然通过造假的方式去谋取更大利益，这我不能接受。他们一个学生浪费的经费，或许能让一个普通课题组的整组人马活两年。

《健闻咨询》：若允许造假的科研成果一直存续，会有什么后果？

耿同学：没有太大后果，无非经费浪费了而已。

中国科研资金投入数额巨大，过去十多年来，科研支出几乎每年都有接近10%的增长率。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经购买力调整后的2024年中国的总体科研投资为1.03万亿美元，美国则是1.01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这么多的经费，如果能更高效地利用，那就会有更多真正的科技成果出来，在大国博弈中也就更具优势。

所以，我想推动建立一种以学院为单位的、外部抽检机制，去开展重复实验，严正已发表论文的实验和实验结果。

3

推动独立重复实验，震慑造假

《健闻咨询》：你建议，由另外一个课题组或研究者去独立重复实验？

耿同学：是。论文造假的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失去了监督。比如，一个自然基金项目，组长会把许多子课题的一部分分给A，那分到课题的A，就对整体实验进度、实验方法几乎有百分百的决定权。只要他愿意在这上面动手脚，他可以他有无限化的操作空间。

解决方法是其他的作者也能参与进来重复实验，起码是参与关键性试验。拿蒸馒头举例子，由A一个人蒸三次，变成A蒸第一次，其他人蒸第二次、第三次。

《健闻咨询》：可是为了避免偶然性，每一个实验数据本来就要重复三次。

耿同学：关键是要有不同的人共同参与关键实验，一个人可以造假，但两个人、三个人造假成功的概率就低很多。

《健闻咨询》：但是如果两个人在重复这个实验，你做出了一组更好看的数据，我做了一组很拉垮的数据。对比起来，肯定选你那组放到论文里面。

耿同学：为什么要选一个漂亮的数据放进来？这本身是主观认识的错误。数据这个事情，只要导师把这个基本科研观点强调到位了，大家就不会有这种错误思想。

开组会的时候，A把A的结果放出来，B把B的结果放出来，C把C的结果展示出来，这样其中一个想美化数据也很困难。人性的自律不可信，但机制可信。大家如果能把这种机制给建立起来，我相信能恢复到学术本该有的样子。三四个人的小课题组不一定能做到，但大课题组一定能做到，这样能也保障导师们的安全。

比如说通讯作者为南开生科院陈佺的那篇论文，我相信不是院长本人造假，院长这个级别已经不会进实验室亲手做实验了，这些不规范的数据他甚至不一定知情。

但不知情不代表没有责任。我真正想让大家意识到的是，建立这种多人重复实验机制，真的可以提高科研质量。

《健闻咨询》：推动独立重复实验，最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耿同学：我们最想保证的是结果规范。

基金委可以建立一种外部抽检机制。抽检单位可以挑选一些已经发表的论文，邀请与作者实验室无直接相关利益的人去重复实验。

如果结果是可复现的，就可进一步推广应用。如果第三方无法复现实验结果，那也不一定代表作者造假。可邀请作者重复实验，若作者也无法重复实验，也无法解释缘由，就发布声明某项论文可能存在方法问题，公布重复实验结果，大家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

我认为，这样一个具有威慑性的外部校验机制，能遏制猖狂的造假现象。大家不是没有能力做真科研，现在是假科研“劣币驱逐良币”，导致真科研做不下去了。为防止牵涉利益扩大，以前的可既往不咎，这样把推行阻力降到最低，这个方法就有可行性。

我如果有机会见到人大代表们的话，会拼命向他们推荐这个方法。

4

博士肄业，不想做“硕博翟天临”

《健闻咨询》：有人会将你博士肄业与打假联系起来，说因你遭受不公、拒绝向学术潜规则低头愤而退学，继而打假。

耿同学：不是。我从博一就想退学了，科研环境和我想的落差太大，我接受不了。另一个原因是，机缘巧合之下我的自媒体事业起步了。随着花在自媒体上的时间越来越多，科研就越来越跟不上了。

十几年了，我见过、听说过特别好的导师，也见过特别烂的导师。我的导员和导师没什么问题，他们曾力劝我完成学业。我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健闻咨询》：本硕博求学11年，至少拿个博士学位证。

耿同学：退学时，我是发自内心地觉得，这个博士学位证，我不配。

《健闻咨询》：做出退学的决定难么？

耿同学：不难，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这对大家都是一种解脱。有一天走进实验室，我看见那个门就走不进去，两条腿不听使唤，心理压力很大。勉强推开门进去，感觉呼吸都是热的。

我一直觉得，若换个人有这么个账号，他们只会比我退学退得更快更果断。我在生物领域不会拔尖，哪怕毕业了，未来生活想象空间也有限，不一定比现在更好。

《健闻咨询》：那你最开始投身科研，是受谁鼓舞呢？

耿同学：受生活所迫。

吉林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我在沈阳上班，一个月三千。车间里还有一个硕士，工资就六千多。我一想，硕士我也能读，我就考研考到了吉林大学读硕士。当时最朴素的想法就是拿个硕士文凭，找薪水更好的工作。但研二的时候，我发现我读论文比同学快很多，也不知道是天赋还是怎么样，反正是给我读出自信了，就想往科研路上走。

我是2020级博士，当时正赶上疫情，没办法实地考察，就来了北京。博一想退学，但疫情还没完，退了也无处可去，就找了一份兼职给《热心肠日报》写200字的肠道菌群相关论文总结，一篇50元，我读文献很快，一个月挣了几千。

干着干着就想，我一个月能挣几千，老板可能挣得很多，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干呢？当时视频已兴起，视频比文字更直接，得做视频。那时候宿舍里只有我，也放得开，我就开始录视频吐槽读博生活、发科普，没想到真做起来了。

我一开始的flag是粉丝十万就退学，到了十万也没退，想再坚持一下。直到博五，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健闻咨询》：你怎么看待，生化环材这些专业里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耿同学：员工和老板的关系。学生要一个毕业证、学位证，老板想要劳动力，把掌控着资源，决定着学生能不能毕业。当学生上位成了导师，再以同样的方式培养别人，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健闻咨询》：理工类博士压力特别大，毕业很难，学术压力层层加码下来。现在学生们担心你的这一系列打假事件之后，毕业更难了。

耿同学：我也担心，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因为他们不知道正确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不想给这些本来生活不容易的人再增加压力，我自己也很有心理压力。

《健闻咨询》：你还是比较注重学生群体的诉求，你想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吗？

耿同学：我也希望是这样一个角色，毕竟他们受的苦，跟我当时受的苦是一样的，非常容易共情。

《健闻咨询》：有人说你是“硕博翟天临”，还有人将你类比方舟子，还有很多质疑。

耿同学：我近期不会再继续打假了，这些也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网上有人质疑我退学、跟老师的关系，这些事我懒得回应，因为它跟我揭露学术造假没有关系。有人扒我论文，非把两个明显不一样的图说成一样；还有人说我在本科发的论文，抄袭了一篇硕士论文，他就没发现我俩是一个课题组的吗？硕士论文的作者是我师兄，而且是我的论文先发。

《健闻咨询》：你期待着说整个中国科研界，特别是理工类，从此掀起一股抵抗造假的风潮吗？

耿同学：不会。因为基本盘没有变，这事出现之前和之后，科研运行体系、运行规则没有变。只是一阵风刮过，大家一段时间里觉得，造假这个事后果挺可怕，过两天人们就忘了，只要不在制度上做修改，这类事就不会结束。

《健闻咨询》：制度上改什么？

耿同学：就是重复实验这个事情，我们要想法推起来。不能让一个人对实验结果负责，所有论文作者要真正参与到实验的关键环节里来。

5

打假的“野心”

《健闻咨询》：你第一次学术打假是什么时候？

耿同学：饶毅举报了几个人，我也跟着炒了一波。

《健闻咨询》：生命科学领域，有你比较敬佩或想成为的人吗？

耿同学：邵峰院士和卢煜明院士。

邵峰院士是我敬佩的学术大佬。我重复过他的一些研究，非常真实。只要流程、操作正确，实验结果就不会有太大偏差，这与许多灌水的同行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卢煜明是我向往、想成为的人。他说话滴水不漏，待人礼貌和善，给人的感觉是啥也不缺，人还特有能力。

《健闻咨询》：做打假这样的事，似乎对你来说稀松平常，并不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耿同学：我没有很轻松，也没有很沉重。我这人比较机械，没什么情感。我做事，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找到方案，再去执行，三步走。不会有多余的犹豫或情感。

《健闻咨询》：你打假自己内心会害怕吗？

耿同学：没有。学术界到底跟商业界还是不一样的，如果商业领域，我是不会出头的。

科学家因学术声望而聚拢资源，当学术声誉毁了，他的能量也就不存在了，而这些事最终影响的他的经费，这是可支配的学术资源，而不是实际收入。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就算被打假了，也依然有很好的生活，他们不会堵上身价性命、余留的声誉来打击体制外的我。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存在漏洞，这事早晚有人爆出来，今天没有我爆，那明天也会有别人，造假的责任不在我，所以我不会害怕。

《健闻咨询》：会担心被封杀吗？

耿同学：我很爱国。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国家、公共利益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做出来之后对未来有什么好处。

我这么想这么做，一方面是利益驱动，提升我个人和账号的影响力，一方面是我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想要去把它建设得更好，我的立场与国家一致，哪怕触碰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他们的势力能有政府大吗？

《健闻咨询》：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这件事中，我并不重要，可以忘了我”。

耿同学：我确实不重要。这些造假论文不是我发现的，最终做出处罚决定的人也不是我。我只是发了视频、放大这个声音，起到喇叭的作用。

《健闻咨询》：打假，被主流媒体看见，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耿同学：这是我人生中重要的参政标志。

《健闻咨询》：这不是网上发声议政吗？现在也叫“键政”。

耿同学：我不是键政，键政的一大缺点，是它不能融入实践。我虽然会用键盘喊，但还是会从键盘上跳下来，去推动制度改进把真正有用的事情落到实处，融入真实的世界。

《健闻咨询》：你渴望被人记住？

耿同学：是的。有些人认为钱重要，有些人认为名重要，都源自于个人的“认为”，这个认为从哪来的我并不清楚。但是我的脑袋清楚地告诉我，名声就是我想要的。未来可能50岁、60岁这想法会变，但我知道现在想要的就是这个。

《健闻咨询》：所以你乐此不彼地去做打假这样的事情。

耿同学：对，我觉得自己很牛。

《健闻咨询》：你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吗？

耿同学：等你变成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周围都会是这样的人。我周围的up主朋友、其他朋友、以及愿意在这个时候愿意跑过来跟我交朋友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人。

“停车、开门、下车”，三个寻常动作，稍有不慎却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此前，50岁的徐女士在骑电动车回家途中，因一辆私家车突然开门与之碰撞导致骨裂并住院，42万余元的索赔事宜在驾驶人、乘客和保险公司之间一度相互推诿——这样的困境，在过去被称为“开门杀”的事故中并不少见。

从今年6月30日起，上述理赔“扯皮”将画上句号。最高人民法院5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明确，被侵权人（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在“开门杀”事故理赔责任明确的同时，也引发了市场新的关注：车险保费会涨吗？网约车等营运车辆会受影响吗？保险公司又如何防范新的风险？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和保险从业人士。

1

新规破局：

“开门杀”乘客责任纳入保险，

理赔不再“扯皮”

近年来，“开门杀”相关案件数量增多，主要原因是责任界定不清晰。

“‘开门杀’案件，是指机动车乘车人下车时未履行谨慎义务突然开门，与车下行人等第三方发生交通事故，进而引发责任认定及损失处理的纠纷。”险律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及北京浩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崔春霞向每经记者表示，此类事故的责任认定之前常按机动车方、开门乘客与受害方划分，若开门乘客需担责，保险公司往往因这属于商业车险免责范围而拒赔对应损失，导致产生大量索赔纠纷；如果受害方直接起诉开门乘客承担赔偿责任，又往往因乘客缺乏赔偿能力，导致受害人虽获得法律支持却难以实际获赔。

如今《解释（二）》将这些责任予以厘定，即“开门杀”事故中，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不能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甩锅”。天职国际保险咨询主管合伙人周瑾向每经记者表示，“从底层逻辑看，新的司法解释实际上是将驾驶人与乘客视同为对外赔偿责任的一个整体，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因此针对受害人而言赔偿责任更加清晰。在这一变化下，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更大了，除了之前的从车和从驾驶人的责任，还要覆盖乘客行为风险。这相当于重塑了交通参与各方的责任边界和安全意识”。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表示，从整体来看，最高法此次出台的《解释（二）》对“开门杀”责任的界定，是对机动车运行风险的重新诠释，即机动车的使用风险不仅包括驾驶人的驾驶行为，也包括车辆使用过程中相关人员的附随行为。只要这类行为与机动车的使用直接相关，就属于保险应当覆盖的风险范围。这一调整既符合保险分散社会风险的制度初衷，也在更大程度上倾斜保护了交通事故中弱势的受害人，实现了侵权责任承担与保险赔付规则的有效衔接，为处理类似的机动车附属行为责任纠纷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

2

成本传导：

保险责任增加，

车险定价面临结构性调整

据悉，传统“从人因素”仅关注驾驶员（如是否违章、驾龄长短等）。《解释（二）》对赔偿责任的调整，意味着“从人因素”的范围必须扩展至“司乘人员整体画像”，乘客的结构性风险将成为新的定价变量，而这一变量在营运车领域尤为不可控。

“理论上，保费会呈现上升趋势。以前不赔的乘客责任风险，现在要赔，基础纯风险保费必然增加。此外，保险公司需预留额外资本以覆盖‘乘客行为不可控’带来的不确定性。”奕丰基金宏观策略分析师、投资经理李净向每经记者表示，鉴于目前保险公司在乘客行为习惯方面几乎没有数据沉淀，缺乏构建差异化定价模型所需的历史赔付数据支撑，因此只能通过“场景”进行间接定价。例如，借助“车辆使用性质”这一因子来提高营运车辆的保费。

每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保险公司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以主做新能源网约车业务的现代财险为例，营运车辆高频上下客的场景，天然决定了其开关车门风险暴露远高于私家车。基于精准风险评估和合理定价的考量，现代财险网约车车险专属定价模型拟将开门违规记录、乘车人责任事故列为定价因子，用价格信号引导风险意识的提升。

“尽管新规对现代财险车险整体赔付率的影响仍在可控范围内，但我们不会止步于被动消化，而是主动将‘开门杀’历史事故纳入精算定价。”现代财险方面向每经记者表示，未来费率走向一定是有升有降的结构性调整：驾驶习惯良好、具备安全意识的司机，例如总是选择安全位置停车、主动提醒乘客留意后方来车的司机，其保费将切实下调；反之，保费将如实反映其事故成本，出现刚性上涨。当然，这并非单纯涨价，而是让风险定价回归公平——好司机无需再为少数人的疏忽埋单。

至于保费变化会呈现出哪些特点，周瑾认为，需结合“开门杀”的风险场景来分析。例如，在道路狭窄、交通拥堵的城市，出险概率相对更高；在自行车和电瓶车等骑行者密集的城市，赔付案例会更多；营运车辆的乘客情况更难以把控等。以此类推，营运车辆保费的上涨相较于家用车会更为显著。不过，保费的上涨应会呈现出差异化，不会出现普遍上涨的情况。

3

隐忧待解：

责任分离催生道德风险，

保险公司追偿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现行NCD（无赔款优待）系数仅与车主/驾驶员的出险记录相关联，因乘客“开门杀”而导致的出险情况，只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车主保费的浮动上。这就意味着，车主对乘客下车的行为缺乏实质性的控制能力，却要承担保费上涨的后果，这或许会形成“行为与责任分离”的悖论。

这种机制可能会诱发两类道德风险：其一，车主在投保之后会放松对乘客的提醒义务（反正有保险兜底）；其二，保险公司为了规避不可控的风险，会对高频搭载陌生乘客的车辆（如网约车）提高自主定价系数，从而间接推高营运成本。

“将NCD系数细化到‘驾驶人—乘客’双维度，或通过附加条款将乘客责任导致的NCD调整与车主记录部分隔离等有望成为解决途径，但这需要行业统一规则。”有业内人士向每经记者表示。

此外，每经记者注意到，相较于《解释（二）》征求意见稿，《解释（二）》删除了“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对造成损害有重大过失的乘车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意味着，除非保险公司能证明“开门杀”损害由乘车人故意行为造成，否则就必须按照司法厘定的受害人主张赔偿责任进行赔偿。

而如何界定“故意行为”显然是较难的，这个过程中如何防止道德风险也是保险公司需要思考的问题。“‘开门杀’如果形成黑灰产还是挺让保险公司头疼的，毕竟行为发生时保险公司不在现场，比较难找证据。”某财险机构从事车险定价业务人士在与每经记者交流时表示，就这个行为来说，保险反欺诈体系识别是有难度的。

此外，《解释（二）》要求保险先行赔付，保险公司不再是“代位赔偿”中的配角，而是第一顺序的赔偿主体。即便后期发现乘车人存在故意行为，以机构身份向个人追讨后期赔偿也存在一定难度。

“从保险公司角度来看，‘开门杀’追偿难确实是新规实施后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一情况不仅影响公司的成本与运营，长期来看对整个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也会带来挑战。”现代财险方面认为，行业需要积极适应这一变化，在做好理赔服务保障受害人权益的同时，也要合理应对追偿难题。

4

行业应变：

已有险企启用风险标识，

但保费调整尚需时日

尽管业内人士一致认为，车险定价中“从人因素”的增加会对车险保费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传导至具体业务端尚需时日。

据悉，《解释（二）》将于今年6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意味着在《解释（二）》施行前，保险公司无法精准把握“开门杀”在理赔环节所产生的影响。

“对定价影响短期可忽略，现在没有数据证明此类案件占比较高。”上述某财险机构从事车险定价业务的人士表示。不过，非机动车存量持续上升的确是个问题。这两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碰撞（不仅限于开门杀）的事故数量增长迅速，很值得关注。

有业内人士表示，司法政策影响保费端需经历三个环节：首先是赔付数据积累，《解释（二）》于6月底施行，保险公司需至少一个完整年度观察实际赔付率变化；其次是精算模型迭代，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公司需重新评估风险因子；最后是监管审批与产品备案，车险费率调整需向监管部门报批。

“历史上，类似‘交强险无责赔付范围扩大’‘商业险代位求偿权明确’等政策，从出台到保费端显现，大约历经一到两个保单年度。”该业内人士认为，考虑到“开门杀”单次事故金额通常不高但频次可能上升，对整体赔付率影响有限，保费端的显性反应可能偏温和，更多是结构性调整而非普涨。

不过，这不影响保险机构对于“开门杀”的关注。“目前，我们已针对‘开门杀’相关事故在系统中设置单独打标，同时围绕新规实操标准，紧锣密鼓地筹备相关培训。”现代财险方面向每经记者表示，有信心在近期全面完成各方面准备工作，确保6月30日新规施行起，各项理赔工作能够无缝衔接、平稳有序地开展。

“此外，我们也制定了过渡期应对方案，在新规正式施行前，对于涉及‘开门杀’案件，会依据现有规定和流程妥善处理，并做好与新规的过渡衔接，保障客户权益不受影响。”现代财险方面补充道。

近日，中国最大的二手车商淘车车，递交IPO招股书向港股发起冲击。

淘车车剥离自汽车金融服务平台易鑫，与易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过程中还引入了腾讯和京东的融资。

在易鑫、易车和腾讯的流量、资本与业务加持下，淘车车快速崛起，2019年总交易量超过19万台，市场份额第一，公司收入连年稳定增长。

但是，买卖二手车，赚钱太难。淘车车毛利率仅为10%左右，且常年采用低毛利率、高费用率的模式运营，导致公司连续多年亏损，最近三年合计亏损超20亿元。

国内二手车市场极致内卷，出海已经成为二手车商开辟第二曲线的必经之路。淘车车的海外B2B品牌TAOCARS已运营三年，但海外市场占比仍未超过10%。

二手车梦之队集结

4S店体系的好日子，大概是从2015年前后、新能源汽车崛起而终结的。

亚夏汽车、庞大集团、广汇汽车、润东汽车先后遭遇危局并退出主流市场。做汽车金融的易鑫，也曾陷入危机。

好在，易鑫与4S店体系的绑定并未过分深入，轻资产金融业务更容易调头；有易车的互联网基因在，也早早开启了业务转型。

2018年，易鑫将旗下二手车业务剥离，成立淘车车，由执行董事、首席运营官姜东和副总裁蒲新宇领衔。

当时，移动互联网改造实体产业的风，早已吹到了各大行业，二手车市场算是相对较晚的。淘车车直接用线上+线下模式，改造了传统的二手车买卖业务。

创立当年，淘车车首个销售中心即投入运营；2020年，自研开发了淘车车合作运营体系TCN，这是一套融合了评估、检测、定价、交付到售后全流程，采用“线上获客+线下履约”双轮驱动的全渠道闭环系统；2021年开始，布局海外二手车业务；2024年，将AI引入到二手车交易环节中。

在易车和易鑫的加持下，淘车车快速获得市场认可，先后完成四轮融资，腾讯、京东、黑马资本、浙江地方国资等争相入局，合计投入超40亿元。

其中，以易鑫、易车、腾讯为主的产业资本，在淘车车崛起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

易鑫做汽车金融、易车是汽车垂直媒体，它们为淘车车提供了最精准的二手车买卖客户资源。淘车车还独家运营了易车的二手车频道。

腾讯控股作为互联网超级巨头，不仅对淘车车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还在流量、云服务、AI解决方案上提供支持。

自此，二手车市场的梦之队完成集结。在资本、流量和业务辅助的加持下，淘车车快速成长。

截至2025年底，淘车车拥有二手车交易市场最大规模的线下网络，包括62家线下自营销售中心，以及覆盖全国的“最后一公里配送网络”。

线上，除了淘车车、易车、汽车报价大全等垂直汽车APP，公司还通过抖音、快手、小红书、视频号等渠道触达消费者。2024年-2025年期间，其直播带货渠道的交易量翻倍增长。

2025年，淘车车总交易量19万+；按2025年交易总额计，公司在中国二手车交易商中排名第一，市场份额3.8%。

二手车老大，赚钱太难

最近几年，中国二手车交易量稳步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二手车市场。

在易鑫、易车、腾讯等巨头的支持下，在二手车市场的狂飙突进中，淘车车也迎来了业务大爆发。

2023年-2025年期间，淘车车的总交易量从10万提升至19万+；最近三年，公司收入分别为44.29亿元、54.71亿元、66.62亿元。

但是，买卖二手车，赚钱太难了。最近三年，淘车车的毛利率仅为9.4%、10.8%、10.2%，比4S店体系也好不了多少。

不得不说，二手车买卖，尽管标的物是汽车，但核心仍然是买卖过程，盈利空间几乎完全来自于差价。

淘车车搞线上+线下模式，无非就是为了提高获客效率、增强信任感、提升交付能力；用短视频引流、引入AI生态，也都是为了高效获客、精准估价，本质上还是为了提升赚差价的能力，对商业模式并未有根本性影响。

尽管淘车车宣称正在将AI引入到二手车买卖业务中，但公司的研发费用仍然较少，且占比呈现下滑趋势。2023年-2025年，淘车车研发开支分别为3848.5万元、4486.2万元、4413.2万元，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0.9%、0.8%、0.7%。

另一边，淘车车把大量的费用投入到了销售及营销环节中，比如向易车等平台购买二手车买卖线索，以及从腾讯这样的流量平台引流。

最近三年，淘车车销售及营销开支分别为5.24亿元、6.02亿元、6.67亿元，前两年甚至超过了自己的毛利润。

低毛利率、高费用率，导致了淘车车的盈利之难。2023年-2025年，公司经营亏损分别为2.05亿元、1.45亿元、2.94亿元，再扣除融资费用、可赎回负债账面价值变化等，最近三年的净亏损分别高达6.96亿元、5.74亿元、9.17亿元。

这正说明了二手车市场的一个残酷现实，平台把持流量赚走市场大部分利润，而那些真正操盘业务的人，只能在平台的夹缝中生存。

淘车车并非不想改变这个现实。打不过平台，那就让自己也成为平台。淘车车借助自己及战略股东的市场地位和技术优势，以二手车线上线下业务为基础，布局二手车交易平台业务。

截至2025年底，淘车车已经与260多座城市的17000多家汽车交易商建立合作关系，向它们输出服务。

不过，平台服务业务规模不大，增速也不惊人，在公司大盘中的占比有所下降。2023年-2025年，平台服务业务收入分别为6.69亿元、10.15亿元、11.13亿元，占比分别为15.1%、18.6%、16.7%。短时间内很难帮助淘车车完成从二手车商向二手车交易平台的跃升。

行业顽疾，谁也无解

二手车市场，平台对二手车商的压倒性优势，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行业集中度过低，下游难以对上游形成话语权。

按2025年GMV计，中国二手车交易市场仍高度分散，前五大交易商合计市场份额仅为14.5%。

二手车商的业务模式，极度繁琐。鉴定，收车，仓储；引流，销售，售后，等等一系列流程。不仅导致了二手车商的重资产模式，也对周转率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靠这种模式扩张，导致二手车商们难以做大规模，制约了行业话语权的获得，并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而且，这种低门槛的行业模式，在当下的发展阶段，往往意味着无休止的内卷式竞争，卷收车，卷流量，卷卖车。抖音快手大量二手车网红整活儿，可见这个市场的激烈竞争程度。

车源的全国性流动，甚至全球流动，更加剧了市场竞争，导致整个二手车市场的交易行情，最近几年都呈现出“量增价减”的趋势。

另外，市场的新趋势，也在加剧不稳定市场的整体波动。

此前，新能源汽车带来的直营化趋势，冲击了4S店体系的业务根基；如今，新能源汽车在二手车市场的占比提升，也在提升整个行业的风险性。

新能源汽车是价格战的重灾区，一旦新车价格下降，二手车残值率立马下跌，如果车商去化不及时，很可能就砸在自己手里了。新能源汽车更新换代速度远超燃油车，其影响链路与之类似。

在这种动荡的市场氛围中，以淘车车为首的头部二手车商们，寄希望于用烧钱来获得市场份额。但是，这种市场份额很难自然维系，能够笑到最后的往往是少数。

当然，更大的风险，隐藏在二手车交易的日常中。消费者对二手车交易，始终难以形成稳定的信任关系。再加上高客单价的行业特点，购物体验低于预期是常有的事。

即便是淘车车这样的头部二手车商，也依然面临海量的消费者诉讼。天眼查数据显示，淘车车在国内负责车辆销售的运营实体好车酷酷和车淘淘，面临上百起诉讼，其中大部分为买卖合同纠纷。

在这些消费者诉讼所代表的服务质量面前，淘车车在商标使用过程中遭遇阿里巴巴的诉讼，只能算是插曲了。

因淘车车使用“淘车”名称以及taoche.com、TAOCHE等标识，被阿里巴巴提起诉讼。今年3月31日，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淘车车停止使用“淘车”名称及相关标识，并向阿里巴巴赔偿450万元。4月8日，公司已向相关法院提起上诉。

2026年4月20日，苹果公司正式宣布一则酝酿已久的人事变动——现任CEO蒂姆·库克（Tim Cook）将于今年9月1日卸任首席执行官，转任董事会执行董事长；现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John Ternus）将接掌帅印。这是自2011年乔布斯去世前交棒库克以来，这家市值4万亿美元巨头时隔十五年的再次权力更迭。消息落地，资本市场反应平稳，苹果股价盘后仅微跌不足1%。从乔布斯到库克，再到特努斯，苹果用两次成功的CEO交接，打破了“创始人依赖”的魔咒，构建起“制度大于个人”的传承体系。

当下，中国正迎来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高峰期，未来5-10年，全国约300万家民营企业将面临接班难题，涉及财富规模达84万亿，覆盖制造业、消费、科技、金融等各大核心行业。如何将手中的“接力棒”平稳传递下去？本文将结合苹果的接班人制度设计展开讨论。

一、长期主义的接班规划，拒绝临时救火

苹果的接班人培养从来不是临阵磨枪，而是提前5-10年甚至更久布局。时间回到15年前，很多人认为库克接任乔布斯是一场仓促的应急之举，其实并非如此，这是一场苹果公司在多年危机应对中，逐步完成的人才储备与权力过渡。

在乔布斯因健康问题多次病休期间，蒂姆·库克在七年时间内曾先后三次代班主持苹果公司运营，每一次代班都成为他积累接班经验、赢得认可的重要契机。

2004年7至9月，因乔布斯接受胰腺癌手术，库克首次承担代班职责，彼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0.2%，而库克在代班期间，不仅稳住了苹果的日常运营，更实现了股价逆势上涨6%，这份“在危机中稳局”的能力，让他首次获得董事会的高度认可。

2009年1至6月，乔布斯因需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再度病休，库克再度临危受命，期间他主导了iPhone 3GS的发售工作，并成功推出初代iPad，成功开辟了移动计算新战场，这一成绩不仅延续了苹果的产品创新节奏，更充分证明了他的产品创新与运营管理能力，进一步巩固了其接班人地位。

2011年1至8月，随着乔布斯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再度病休，库克第三次代班主持公司运营，此次他重点聚焦于稳定公司日常运营，全面梳理CEO岗位职责，为后续的正式权力交接做好了充分准备，也通过这段历练，彻底熟悉了CEO的各项工作，为最终接任苹果CEO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这次特努斯接任库克，亦是酝酿已久。

2013年，特努斯晋升为苹果的硬件工程副总裁，负责iPad、AirPods及多代iPhone、Mac、Apple Watch的硬件工程。2020年，接管iPhone硬件工程，全面执掌苹果最重要的硬件产品线。2021年，特努斯晋升为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并加入苹果最高管理层。按照苹果公司治理准则，董事会与CEO每年会对管理层发展和继任计划进行年度评估，所有直接向CEO汇报的SVP级别高管均会被纳入CEO继任候选池进行系统性考察。因此，从2021年起，特努斯至少在内部制度层面已成为接班人的选择之一。2022年底，特努斯进一步接管Apple Watch硬件，接替Jeff Williams负责可穿戴设备硬件。2025年，被任命为苹果所有设计工作（含硬件与软件设计）的执行负责人，职权大幅扩展，被普遍认为是接班前的最终考验和能力补全。

此外，苹果对接班人长期培养并非唯一。苹果要求每位高管每年推荐两名继任者，建立接班人池，确保随时有合适的接班人。与特努斯同期被考察的高管还包括软件主管克雷格·费德里吉（Craig Federighi）、服务业务主管埃迪·库（Eddy Cue）、全球营销主管格雷格·乔斯维亚克（Greg Joswiak）等，但最终均因各种原因未能胜出。

二、内部优先的培养机制，守住文化根脉

在接班人选择方面，苹果始终坚持内部晋升优先，这使苹果避免了许多科技公司因空降CEO导致的战略摇摆和文化割裂，确保了苹果在快速变化的科技行业中始终保持方向一致。库克和特努斯均为纯血苹果人。库克1998年加入苹果，2011年接任CEO，在苹果历练13年。特努斯2001年加入苹果，从基层工程师做起，2026年正式接任CEO，在苹果长达25年，如今51岁。库克1998年加入时已属成熟高管（曾在IBM供职12年），而特努斯2001年加入时则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基层工程师，其职业生涯完全由苹果塑造。这种差异意味着特努斯对苹果文化的内化程度更深，堪称"被苹果养大的接班人"。

库克对特努斯的评价，亦是超越了单纯的专业能力范畴，直指苹果文化的核心内核，“他是一位卓越的工程师和思想者，深切关心苹果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触达哪些人……他具备以非凡正直引领公司的品格与胸怀。”从专业能力层面来看，“杰出的工程师与思考者”的定位，既凸显了特努斯扎实的硬件工程根基，也强调了其具备的系统思维与全局视野，能够兼顾技术研发与战略考量；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层面，“深切关心苹果是谁、我们在做什么”的表述，精准触及了苹果的身份认同与使命驱动，体现出特努斯对公司核心基因的深刻理解与高度认同，这也是苹果接班人选拔中极为看重的特质；在品格与领导力层面，“以非凡正直引领”的评价，彰显了特努斯的道德权威，而非单纯依靠绩效指标的管理权威，这种正直品格正是引领苹果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而“我们触达哪些人”的表述，则暗含了特努斯对苹果生态、用户群体乃至社会价值的全面关怀，体现出其超越产品本身的责任意识。

可以说，库克对特努斯的标准，打破了传统接班人选拔中过度侧重财务绩效或战略愿景的固有模式，将文化契合度与价值认同置于核心位置，这也正是苹果能够长期保持战略连续性与文化传承性的关键所在。

三、能力互补的选拔逻辑，适配企业发展阶段

苹果的接班人选，从来不是对前任的简单复制，而是精准适配企业当下发展需求、能够引领未来成长的最优选择。

乔布斯作为享誉全球的创新天才，擅长产品定义与战略布局，以极致的创新思维推动苹果实现跨越式发展，但他相对忽视运营效率的提升，也正因此，他选择了在供应链管理与运营效率方面极具专长的蒂姆·库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1998年3月，库克受乔布斯邀请加入苹果，担任全球运营高级副总裁，上任后便主导苹果供应链改革，通过生产外包、压缩库存周转周期等一系列举措，成功将苹果从“灾难级供应链”改造为全球供应链的标杆。2007年1月，库克升任首席运营官，全面执掌苹果全球供应链、销售与运营事务，凭借卓越的专业能力被业内誉为“运营方面的天才”。其擅长的供应链管理、运营效率提升、成本控制与团队管理等核心能力，与乔布斯的产品创新能力形成完美互补，而这些能力，也正是苹果在全球化高速增长期亟需的核心支撑。

2026年的苹果，再次站在企业发展的关键十字路口。库克治下的苹果运营效率已达极致，服务业务年收入突破千亿美元，毛利率高达75%。但与此同时，苹果面临深层挑战，最典型地，生成式AI浪潮中，Siri与Apple Intelligence被视为"追赶"而非"领先"；硬件升级周期延长，市场期待下一个"iPhone时刻"……在此背景下，特努斯的工程师思维与产品细节把控力被视为苹果应对AI时代硬件-软件融合挑战的关键。

如果说乔布斯解决了"产品是什么"的问题，库克解决了"如何规模化交付"的问题，特努斯则需要解决"如何在AI时代重新定义硬件价值"的问题。从乔布斯到库克，从库克到特努斯，每一任接班人都并非对前任风格的简单延续，而是在特定历史节点上，对企业核心矛盾与未来增长引擎进行精准研判后的最优解。

四、构建平稳过渡机制，破解权力真空困境

对于一家市值超过4万亿美元、产品渗透数十亿用户生活的企业而言，CEO更迭所引发的市场波动与品牌信任震荡，绝不亚于一次重大产品发布。为此，苹果设计设计了一系列的接班人平稳过渡机制，避免潜在交接风险。

在公众认知层面，库克团队对特努斯的形象塑造早已悄然启动。近年来，特努斯在苹果发布会上的存在感显著提升，亲自站台介绍iPhone Air、MacBook Neo等重磅产品，甚至登上《早安美国》接受专访。让特努斯逐渐在市场和消费者心智中出现，有效降低交接时刻的市场恐慌。

在核心团队层面，苹果在过渡前完成了一轮代际更新，确保特努斯上任时面对的是一个忠诚且年轻化的核心班子。首先是旧臣的体面离，：除杰夫·威廉姆斯外，苹果环境事务副总裁丽莎·杰克逊（Lisa Jackson）也定于2026年1月退休，CFO卢卡·马斯特里（Luca Maestri）此前已退居企业服务部门。这些与库克同龄、资历深厚的高管集体离场，避免了特努斯上任后陷入元老政治的掣肘，为其推行新管理范式扫清了组织障碍。

在治理架构层面，苹果设计了“执行董事长”（Executive Chairman）角色。根据苹果官方声明，库克将于2026年9月1日卸任CEO并转任该职，继续在公司留任，库克在内部备忘录中明确表示，将在“关键领域”支持特努斯，并“随时随地提供经验”。一方面，库克保留对重大战略的最终影响力，为初掌全局的特努斯提供安全网，比如在中美关税博弈、供应链地缘政治等议题上，库克十余年积累的个人威望与私人信任难以在短期内转移。他以执行董事长身份保留这一角色，实质是为特努斯设置了一道外部风险防火墙，使后者能够将精力聚焦于产品与技术革新；另一方面，他明确让出日常经营管理权，从根本上规避“双头政治”可能引发的决策混乱。

五、接班人任命由董事会主导，而非创始人独裁

根据苹果公司公布的《公司治理准则》，董事会与CEO负有每年共同审查管理层发展与继任规划的法定责任，涵盖包括CEO本人在内的所有高管绩效评估与人才梯队建设。这意味着接班人的选拔绝非CEO的个人意志或私相授受，而是董事会作为股东受托人的法定职责，必须在制度化、程序化的框架内完成。

2011年8月24日，乔布斯向苹果董事会提交辞职信，信中写道"强烈建议执行我们制定的继任计划，提名蒂姆·库克为苹果CEO"。次日，苹果董事会正式宣布接受乔布斯辞职，任命库克为新任CEO，乔布斯当选为董事会主席，库克同时加入董事会，任命立即生效。值得注意的是，乔布斯在辞职信中使用的是"强烈建议"而非"指定"，最终接班人人事任命仍由董事会以法定程序作出，这清晰划定了创始人影响力与公司治理边界之间的边界。

库克对此也有清醒的认知。他在2023年谈及退休规划时公开表示，自己的职责是"培养若干能够胜任CEO的人选，然后由董事会从中决定"。2026年4月，当苹果宣布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将于9月1日接任CEO时，库克在官方声明中再次强调，此次过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长期继任规划的结果"，并已获得董事会一致批准。

从乔布斯到库克，再到特努斯，苹果两次权力交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伟大企业的传承，从来不靠“天命所归”的偶然，而靠“制度设计”的必然。对于当下正迎来代际传承高峰的中国民营企业而言，需要的或许不是下一个库克或特努斯，而是一套能够穿越周期、自我迭代的接班人制度。企业家的终极使命，不仅是创造一家伟大的企业，更是打造一家没有他也能继续伟大的企业。

P村是海口市L区下辖行政村，建村已有600多年历史，地理位置优越，盛产油料、杂粮和经济作物，在上世纪粮食短缺时期做出很大贡献。海南建省后，城市化进程加快。2007年，村庄由村委会改制成为居委会。随着城市更新不断推进，P村成了典型的“城中村”。2016年，包括P村在内的两个片区被正式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P片区涉及改造的辖区面积（拆迁数据）。2023年，居民开始回迁。到2024年6月底，回迁率超过90%，同年，片区内大型购物中心顺利开业。改造之后，P社区已蜕变为商住混合的新型城市社区。

作为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的典型样本，P社区如何依托自身内在社会基础承接快速转型，政府与社区又如何借助这些基础推动社区高质量发展，成为理解转型社区治理逻辑以及探索基层治理创新路径的重要切口。

一、转型社区下的复杂变迁

作为一个由城中村改造而成的大型回迁社区，P社区在近十年间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在物理空间、社会关系、人口结构、治理事务等多个方面经历了巨大变迁，传统乡土社区的形态与运行逻辑被逐步重构。

首先，棚改工程彻底重构了社区的物理空间和居住格局。改造前，P社区作为典型城中村，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建筑布局混乱，贴面楼、握手楼现象普遍，老房屋低矮错落；基础设施陈旧落后，街道拥堵、停车秩序混乱，电力线路老旧，安全隐患突出；同时，村民乱堆乱放的生活惯习、商贩占道经营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街面秩序混乱，严重影响居民通行与生活质量。而棚改工程完成后，居民的居住环境与生活品质得到显著提升，社区的物理空间形态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其次，社区社会关系随之发生变革。回迁之前，P社区作为宗族聚居的熟人社会，居民多为同宗同族或长期共处的邻里，居住空间紧凑，日常互动频繁，形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紧密邻里关系，这种关系也是维系社区秩序的重要纽带。而回迁过程中，为了确保公平公正，新房选房严格遵守抽签摇号的方式随机分配，彻底打破了原有熟人社会下的邻里布局。原本紧密相处的邻居被分散到不同楼栋、不同单元，部分原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回迁后，偶遇都可能并不容易。传统熟人社会的情感联结正在被打破和重建，社区原本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正在变得松散。

此外，物理空间重构推动了人口结构的变迁。回迁之前，社区人口以本村村民为主，宗族聚居特征显著，人口结构相对单一，熟人社会氛围浓厚。回迁之后，社区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根据社区数据显示，回迁后的社区本地居民4400人，占比38%，非本地居民7100人，占比62%，人口构成呈现多元化特征。同时随着后续商圈的发展，外来流动人口、商圈游客也逐步成为社区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流动性大幅增强，据社区主任介绍：“购物中心客流量日均15-18万，流量最高峰时人流量可达30万人，对社区维稳提出了新的要求。”

社区已然从宗族聚居为主导的乡土社区，逐步转型为开放型多元人口共生的城市社区。

在商住融合的背景下，社区的治理事务和治理难度也在日益延申。一方面，治理范围从传统居民服务拓展至涉企服务、商圈秩序维护、流动人口管理等新领域；另一方面，治理内容更加复杂多元，既要回应回迁村民在回迁房质量、养老托幼、就业等方面的核心诉求，也要兼顾外来流动人口的租房、子女入学、权益保障等需求，还要协调商圈发展与社区治理的衔接，化解多元群体之间的利益碰撞，同时应对社会关系弱化带来的邻里矛盾新变化，治理的复杂性与难度大幅提升。

二、城中村社区何以承接快速转型？

面对复杂的变迁，P社区能够实现有效的治理既有其自身内在基础，也有社区两委的创造性转化，更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一）社区内部韧性

社区内部韧性是社区应对外部冲击、适应转型变化的内在能力，源于社区在历史发展中的长期积淀，是P社区能够平稳承接快速转型的核心要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稳定的组织基础。P社区早在2007年就完成了村改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改成居委会之后，社区两委成员依然由原来村委会原班人员继任，不仅维持了原来村庄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确保了“村改居”过程的平稳有序推进，同时也保留了原有村庄治理的延续性，有效规避了转型期基层治理组织断层的风险，为社区治理韧性提供了稳定的组织保障。

二是植根于大榕树下的乡土社会习俗和规范。P社区的内部韧性，离不开五棵200余年古榕树传承下来的乡土文化、内部规范和习俗。这些乡土遗存是连接居民情感、维系社区联结的重要纽带。

我小的时候，村里大队有任何事情需要商议，都会用喇叭在村头召集村民“到大榕树下集合开会”，那几棵大榕树在很早以前就是全村集体议事乘凉的场所，在棚改时保留下来，到现在也还是居民乘凉休息和娱乐的场所。（20260416：社区主任WZZ）

“榕树下议事”成为一代村民共同的集体记忆，也形成了开放、便捷、接地气的议事传统。棚户区改造完成后，伴随着大榕树保留下来的，还有原来的乡土印记和集体记忆，这些印记成为维系社区韧性重要的社会文化基础。

三是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公共性的重构。棚改后，公庙、戏台以及内部各姓氏的宗祠被保留下来。这些空间既是乡土社会中传承的宗族文化的凝聚，也是转型背景下社区公共活动开展的核心载体，是社区在“公”与“私”之间平衡的体现。这种平衡一方面体现在社区转型下对原来乡土社会的尊重。

案例一：公庙与宗祠背后的公与私。

P社区的公庙名为“武圣庙”，供奉的是关羽像。社区居民每年都会定期遵循传统习俗在公庙祭拜，这是以地缘为基础传承的共同习俗。公庙的日常打扫、香火供奉及各项事务的管理均有专人打理，这项开支由社区集体收入支持。在公庙与宗祠的建筑上，各姓氏宗祠修建时，根据规定，其建筑高度均不能超过公庙，既体现了公共信仰的主导地位，也强化了社区的共同认同。

围绕宗祠开展的祭祖、捐资助学活动则是以血缘为基础，开展覆盖范围更小，并且集体性的宗族祭拜每年均在公庙祭拜之后陆续进行，各宗族利用拆迁结余资金进行组织，若无拆迁结余资金的，则需宗族内部自行筹集。棚改后，宗祠联排修建，虽公用一个大门，但日常宗祠活动的开展、宗祠事务的管理和维护的经费支出均有各个宗族内部自己承担。

由此可以看出，P社区在棚改之后既强化了社区内部全体姓氏的公共性，也对各姓氏及其宗族文化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在“公”与“私”之间实现了相对平衡的状态。

案例二：棚改后宗祠修建中的各姓氏争议

原本村内林、梁、吴三姓为村庄中的大姓，占村总人口70%，其宗祠均始建于明朝；其余30%的人口由十多个小姓组成，于不同时期迁入原P村。由于宗族文化浓厚，各个大姓每年都会在自己的宗祠祭祖，而其余小姓由于人口少，没有人力、资金修建各自的祠堂，在棚改之前，小姓氏只是在家中供奉的祖宗牌位前祭拜。由于城市更新改造，政府对P片区进行征地赔偿，并重新做了规划，为后续宗祠的修建单独留出一块空地。彼时众多小姓也纷纷想要借此机会修建起自己的宗祠追根溯源，但由于其在拆迁前并没有自己的宗祠，因而大姓中存在一定的争议。后来，在社区干部（原村干部）、众乡贤多次讨论商议后，一致通过在政府规划的空间上腾出一小块地给小姓修建祠堂，便有了现在的合族宗祠（十多个小姓出资共建），最终形成了合族宗祠与其他三个姓氏宗祠联排修建的格局。

综上，社区在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不同类型主体之间的复杂博弈，既要尊重和倾听各方诉求，又要兼顾公平公正，还需要维护乡土社会的运行秩序。P社区的成功实践在于保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乡土社会的运行规则使得各方都做出妥协和让步，最大程度保护了各方较为合理的诉求，促进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新兴城市融合型社区非户籍人口的开放和包容。变成开放的公共空间之后，P社区也注重多元主体融合下社区的公共性的打造和兼顾。由于社区内部包含十多个少数民族居民，社区积极配合街道依托自身开放的戏台等公共空间举办诸如三月三大型民族融合等活动，进一步凝聚社区共识，夯实社区转型的公共性基础。

“小A家在海口，并非本社区居民，目前在五指山市读高中，据她介绍，三月三是少数民族非常重要的节日，学校因此放假三天才能回家。因为学校规定有参加志愿活动的要求，因此趁着假期在志愿汇APP上看到了P社区发布的活动招募志愿者的通知前来参加。现场的志愿者基本都是三月三放假期间在海口市不同区域来的学生”。（20260416：三月三活动志愿者）

在街道和社区的共同努力下，P社区的公共性和影响力在持续扩大。

（二）政府与社区：公共性重构与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构建

棚改之后，居民都住进了高楼。一方面，原来的社区居民之间的熟人关系被重构的空间打破；另一方面，非户籍人口的涌入彻底将原来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和秩序打散，社区内不同楼栋、不同单元之间陌生化加剧。

１.社区两委下沉与网格化治理

在上述背景下，伴随着社区治理强度和治理难度上升，社区两委开始下沉到居民中间。目前，P社区配备的社区两委干部9名、11名网格员和26名楼栋长，并且以楼栋为单位建立微信群，每栋楼的微信群中都包含九名社区两委干部、一名网格员、一名楼栋长和楼栋居民，并且社区积极推行党员亮身份，在楼栋一层的公示栏中公示。由此，居民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在微信群向社区反映或寻求帮助，党员则要主动发挥积极带头作用，社区干部也可以随时了解各个楼栋居民反馈的动态。通过细化治理单元以及组织化的嵌入，既保障了居民与社区的互动渠道和及时响应，也使得社区干部的实时工作压力得以分流。

２.多元力量协同共治

社区干部并非能做到事事快速响应。在新型城市化社区，社区人口规模增加，从数据来看，社区目前非户籍居民占社区总人口的62％，社区正在由熟人社会滑向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逐渐增多。矛盾纠纷的类型也逐渐增多。这也意味着原本的熟人社会治理方式所发挥的效能是有限度的。此外，片区内大型单体购物中心建成后，社区治理除了原本社区内居民间的矛盾纠纷、居民与物业的矛盾纠纷之外，还包含各种便民服务、涉企服务等，社区治理事务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和爆炸式增长的特征，急需专业力量的介入。

大型商住混合社区由于其开放性，面临的不仅仅是社区内部事务的治理，更多的面临着包含商圈周边流动人口、游客、企业、农民工在内的外部环境中的治理，由此，P社区联动物业组建了一支义警队，包括保安、社区内的退役军人、志愿者等，分三班负责对片区和商圈在内的区域进行全天巡逻。每个月对表现优异的志愿者颁发证书和一定的现金奖励。一旦有特殊情况，及时向社区及街道负责P社区管理的派出所警官汇报。

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社区主动向上申请司法所力量驻点社区，推动法治力量下沉基层，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每月定期组织社区两委、司法所驻点调解员、公安民警召开工作例会，汇报上月工作完成情况、讨论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使得不同部门之间对社区整体情况形成共识，再由社区主任部署下月工作重点，形成常态化联动的工作机制，从而形成稳定的社区治理合力。

３.矛盾纠纷双轨化解机制的形成

随着社区治理事务的复杂化、多样化和爆炸式增长，社区面对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也在不断地增加，矛盾纠纷类型除了居民之间的邻里矛盾，更多的涉及到商户与劳动者、企业和农民工、物业和居民等多元主体和类型的矛盾。针对转型期熟人社会与非熟人社会并存的现状，社区依托原有社会基础，形成了“人情+法律”双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实现不同类型矛盾的有效化解。司法所驻点调解员嵌入社区，有效弥补了社区干部专业性不足的短板。

在实际工作中，社区驻点调解员与社区主任之间是相互配合，互为辅助的。对于社区内部诸如居民房屋漏水问题、邻里纠纷等矛盾，一般都是由社区主任出面，启动“榕树下议事”的调解工作方法，将矛盾纠纷所涉及的各方召集在榕树下共同探讨，将传统榕树下议事的公共性特质与现代法治调解相结合，将各类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放在大榕树下进行，坚持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让各方能够充分表达自身诉求、陈述事实，实现“阳光调解”。这种调解方式既延续了乡土议事传统，又融入了现代法治理念，既能够依托熟人社会的人情纽带化解矛盾，又能够保障调解的公平公正，有效化解了转型期各类矛盾纠纷，维护了社区秩序。

即便是面对个别刁蛮的租客，社区主任也可以通过与其房东沟通间接化解矛盾纠纷。尽管社区内部居民之间陌生化，但背后的熟人社会的运行机制依旧在矛盾纠纷化解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这种调解方式在应对社区内部事务中成效显著。极个别调节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社区主任会联动驻点调解员开展工作，由调解员基于专业进行调解。

非熟人社会的矛盾纠纷则是依托法治力量，强化专业调解。对于外来流动人口之间、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居民与物业之间等非熟人社会矛盾，政府与社区重点依托驻点司法所的专业力量，推行法治化调解模式。由司法所驻点调解员牵头，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公正、公平地化解矛盾纠纷，同时借助社区公共空间，将部分复杂矛盾调解放在大榕树下进行，保障调解过程的公开透明，增强调解结果的公信力。这种方式既破解了非熟人社会缺乏情感纽带、矛盾难以化解的难题，又彰显了法治精神，补齐了基层治理的专业短板。

４.精准研判和回应社区需求

棚改完成后，P社区人口结构、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养老、托幼、就业成为居民最迫切的三大民生需求。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布局与打造，正是对这些需求的精准回应与具体落地。该党群服务中心建筑共分三层，各楼层功能定位清晰，分别对应不同群体的需求，实现了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的精准对接。

一层由社区干部、社会工作者、司法所驻点调解员及网格员的办公场所、社区发展历程展示墙，以及咖啡厅、公共图书阅读空间构成：办公场所便于社区干部近距离接触群众、高效回应诉求；开放空间作为连接社区与商圈的重要通道，人流量较大，既能为老人提供安静的图书阅读区域，也能让居民在休闲咖啡厅就坐，感受商圈活力与社区烟火气，兼顾了老年群体的休闲需求与社区公共交往需求。

二层主要是由政府与企业共建的托育机构，针对0-6岁儿童，按不同年龄段分为三个阶段开展托育服务；在费用收取上，区分本地回迁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实行梯度收费，既保障了本地回迁居民的权益，又兼顾了周边非本社区居民的托育需求，同时也兼顾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层则主要作为开展各类讲座、举办社区每月例会的专用场地，为社区政策宣传、知识普及、议事协商提供了固定空间，进一步完善了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讨论

P社区转型实践的核心亮点在于实现了“传统基础”与“现代治理”的有机融合，既充分发挥了原有社会基础的支撑作用，为转型时期的治理提供缓冲，又通过政府引导与社区创新，推动传统基础的现代转化，破解了多重转型带来的治理困境。但与此同时，这一实践过程中也折射出转型社区治理的普遍问题与深层思考。

原有社会基础在社区转型中的价值与局限并存。从核心价值来看，原班两委班子的延续保障了治理连续性，有效规避了转型期的组织断层；但若过度依赖原班两委干部的个人能力，容易形成“一人强、众人弱”的治理格局，造成“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影响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政府、社区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是转型社区治理的核心逻辑。P社区的实践充分表明，社区转型并非单一主体的孤立行动，而是需要政府、社区、社会力量的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城市现代化建设不应忽视原本的村庄内部的公共性和文化底蕴，而应首先将其作为治理资源谋求转化路径。政府发挥引导、支持与保障作用，通过政策指导、资源供给、多部门联动，为社区转型提供外部支撑与专业保障；社区依托自身原有社会基础，主动作为、积极创新，推动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强化社区公共性，搭建居民参与治理的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居民、宗亲、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治理合力，推动社区治理从“行政主导”向“多元协同”转变。

P社区的治理成效，离不开其独特的自身优势——90%以上的高回迁率带来的熟人社会资源、商圈融合带来的经济支撑、原班两委班子的强大执行力与群众基础等。对于其他缺乏此类资源的城中村改造回迁社区而言，应立足自身的社会基础与资源禀赋，主动挖掘自身优势，以积极的眼光看待自身的无限可能。依托传统，激活居民、宗族、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探索适合自身的转型路径。

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已基本出齐，全球制药业的竞争位次经历了一轮深刻的重构。将三组关键数据并列观察，格局的轮廓便会自动浮现。

第一组：礼来单季营收198亿美元，同比增长56%，登顶全球制药营收榜首位。与此同时，全年业绩指引上调至820亿至850亿美元区间。这家公司在2019年时尚在行业前十名的末尾徘徊。七年时间，它已站到产业权力的中心。

第二组：诺和诺德单季营收首次突破150亿美元，一举进入全球前四。司美格鲁肽全系列产品合计贡献约83亿美元。十年前，将一家丹麦胰岛素公司纳入“全球制药第一梯队”讨论，这个构想本身会被视为脱离现实。今天，已无人发笑。

第三组：默沙东跌出前五。诺华因Entresto专利到期，单季营收同比下滑5%。辉瑞受新冠疫苗销售断崖式下跌的拖累，排名滑至第八。这三家公司遭遇的是同一道壁垒：专利悬崖。在这道壁垒面前，无人能够幸免。

这三组数字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同一条逻辑链条上的三个环节。一端急剧上升，另一端加速滑落，整张竞争格局被推入了结构性重组。而我们正站在这场重组的前奏期，真正的洗牌，才刚刚开始。

01

大洗牌：谁在上行，谁在坠落，谁在稳固

要理解座次变动的驱动力，需要同时观察两张图景，一张是营收，一张是市值。

营收反映的是过去一年的经营实绩。市值体现的是市场对未来多年预期的贴现。两者之间的差距，隐含着市场最深层的判断。

按营收排序，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制药第一阵营已重新排列：礼来以约198亿美元处于断层式领先。强生制药业务约154亿美元，阿斯利康以约153亿美元总营收跻身前三，诺和诺德约151亿美元紧随其后。进入前十名的门槛，进一步抬高至约123.37亿美元。

图：2026年Q1全球头部药企单季营收排行

再看市值。礼来从万亿美元峰值回落至约9593亿美元，仍是第二名规模的近两倍。强生约5743亿美元，位列第二。艾伯维约3678亿美元，排名第三。阿斯利康与默沙东分别以3164亿和2998亿美元位列第四、第五。

将市值排名与营收排名进行交叉对比，三条结构性的裂变便清晰显现：

第一条：代谢赛道取代肿瘤，成为制药业最大的增长引擎。

榜单上排位变动最剧烈的一端——礼来从行业尾部冲至榜首，诺和诺德从第十名左右闯入前四——都扎根于GLP-1代谢赛道。

这不是偶然，而是赛道红利的集中兑现。产业逻辑的切换往往悄然发生，不事先预告。

第二条：对单一超级重磅药物的过度依赖，正从曾经的护城河演化为系统性风险。

默沙东Keytruda单季约80亿美元，已是全球单品销售之冠。但专利保护期将在2028年按时终结。当这一约230亿美元规模的缺口被市场充分定价，资本市场的用脚投票，效率远高于分析师的判断。

第三条：在专利悬崖面前，不存在侥幸。

诺华Entresto单季销售额骤降42%，至13.1亿美元，直接拖累公司整体营收同比下滑5%。辉瑞新冠疫苗的销售额，从峰值时期的近380亿骤降至单季2.32亿。

独占期结束后的自由落体，没有一款药物能够豁免。这是专利制度最冷峻的一课：它赋予你足够长的垄断期去获取利润，然后在到期的那一刻，准时收回这道门槛。

02

水面之下：座次变动的深层逻辑

1.代谢赛道：双巨头垄断下的千亿美元竞赛

礼来Mounjaro，即降糖版替尔泊肽，单季86.6亿美元，同比增长125%。Zepbound，即减重版替尔泊肽，单季41.6亿美元，同比增长80%。两款产品合计约128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约65%。

在一个季度内，这两款产品贡献的增量，超过了多数全球药企全部管线的年产出。单款药物的商业上限，正被这组数据重新定义。

诺和诺德司美格鲁肽全系列产品，合计约83亿美元。但数据的另一面，揭示了诺和诺德正在承受的压力：Ozempic销售额同比下滑8%，Rybelsus下滑15%，中国市场整体下降约22.5%。Wegovy同比增长12%至28.63亿美元，是其中唯一仍在增长的亮点。

图：GLP-1核心单品Q1销售数据

双头格局下，礼来在代谢赛道的竞争力正在进一步扩大：占据美国市场60.1%的份额，口服GLP-1药物Foundayo获批上市，一条产品矩阵的护城河已初现轮廓。

2.肿瘤赛道：王座仍在，但阴影在拉长

Keytruda单季80亿美元，仍是全球单品销售之王。但这份业绩上印刻着专利到期的倒计时：2028年。

默沙东试图以皮下注射剂型Keytruda QLEX进行防御性布局，该产品单季贡献约1.28亿美元，意在静脉输注专利到期后，为这一品牌争取一些时间。

但资本市场不会因一次注射方式的改良而改变判断。当一款产品的命运被锁定在一条专利期限上，修补只能延缓，无法逆转。

阿斯利康是肿瘤赛道中一个更值得审视的多元化样本。Tagrisso收入18.33亿美元，增长5%。Imfinzi增长30%，至16.94亿美元。Enhertu跃升34%，至8.31亿美元，年化品牌规模约50亿美元。

三款药物分别卡位在EGFR突变肺癌、免疫检查点和HER2 ADC三个不同的肿瘤细分领域，彼此间不存在侵蚀关系。这种结构意味着，即便其中一款遭遇专利到期压力，其他管线仍能提供缓冲。

市场对阿斯利康给予的估值溢价，本质上是在为这种结构韧性定价——并非押注某一个分子的运气，而是购买一张分散了风险的管线布局。

3.自免赛道：安静的增长轴心

赛诺菲第一季度总营收约122.9亿美元，同比增长13.6%。核心驱动力仍是Dupixent，单季销售额42亿欧元，同比增长30.8%，约合49亿美元。过去十年，Dupixent从一款特应性皮炎药物，逐步拓展至哮喘、鼻窦炎伴鼻息肉、嗜酸性食管炎等多个适应症，年销售额已突破200亿美元量级。

强生制药板块营收同比增长11.2%，至154亿美元，自免业务是其核心支柱。

自免赛道自身的增长逻辑，确定且持续：患者基数庞大，多需终身用药，临床终点标准化程度高。但传统TNF抑制剂和IL抑制剂的潜力已近枯竭，真正的增量，在于下一代自免疗法，尤其是TCE能否实现免疫重置，即能否改写免疫记忆。

那才是这个赛道下一个真正令人期待的转折点。

4.专利悬崖：失重者的镜像

诺华与辉瑞，分别展示了专利悬崖的两种形态。

诺华被单一品种的重力所拉扯：Entresto单季骤降42%，全年预计损失40亿美元。一条核心支柱，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抽空。

辉瑞则经历的是新冠红利退潮后的系统性收缩。新冠疫苗销售额，从2021年峰值单季超100亿美元，骤降至如今的约2.32亿美元，一条临时构建的营收通道，已被彻底关闭。

专利悬崖并非偶发事件，它是专利制度的对价。当一款药物每年为公司贡献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利润，其独占期结束的那一天，就会被资本市场反复贴现，直至再无余地。

许多公司将专利独占期视为护城河。但护城河不是永久产权，它只是一份租约，到期便须归还给仿制药。

03

前瞻：下一代产业权力的中心

1.单药天花板正在持续抬升

一个基本事实是，代谢赛道的单品商业上限，尚未触及边界。

礼来将2026全年营收指引上调至820亿至850亿美元。若按替尔泊肽当前65%的占比估算，其全年贡献有望突破530亿美元。司美格鲁肽2025年全年销售额已达293亿美元，2026年全系列合计有望冲击350亿美元。

两款药物合计年销售额逼近900亿美元。这个数字，已超过全球绝大多数药企的年营收总和。单药商业价值的上限法则，正被GLP-1重新定义。

2.GLP-1的竞速远未终结

GLP-1赛道的竞争密度，正以季度为周期加速演进。2026年第一季度以来，三项关键进展正在重塑竞争的参照系：

口服制剂打破注射垄断。礼来Foundayo获批上市，是目前唯一无需饮食限制、可随时服用的GLP-1口服药。口服减重版Wegovy pill单季贡献3.54亿美元，上市初期的放量速度已超过同期注射剂型。

偏向型激动剂完成首批处方落地。2026年4月27日，新一代cAMP偏向型GLP-1受体激动剂埃诺格鲁肽，在北京和上海同步开出全国首批处方。偏向型机制被认为可选择性地激活特定信号通路，在保持减重降糖疗效的同时，减少恶心等胃肠道不良反应。

多靶点向五重激动剂延伸。2026年4月29日，《自然》发表了一项临床前研究：全球首款靶向GLP-1R、GIPR及PPARα/γ/δ的单分子五重受体激动剂完成概念验证，在动物模型中展现出更优的代谢改善效果。

从单靶点到双靶点，再到三靶点、五靶点，这条赛道的想象空间远未封闭。GLP-1早已不是一款药的故事，它代表着一条生物学通路被持续深掘的故事。

3.ADC：下一个确定性增长极

ADC赛道正在成为肿瘤领域最具系统性投资机会的板块。

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全球ADC市场规模将从当前约140亿美元扩张至2030年的约647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约30%，增速显著高于生物药整体水平。Frost&Sullivan进一步预测，ADC市场到2030年有望突破660亿美元。

推动这一增速持续上行的技术逻辑是清晰的：Enhertu已验证了ADC在泛癌种中替代化疗的可行性。TROP2 ADC Datroway单季收入同比增长超10倍，在与第一三共合作后，年化销售额已突破1亿美元。

种种事实意味着，新一代双抗ADC和免疫激动ADC，正从概念验证走向临床试验，开辟新的治疗窗口。

4.下一代平台的三条主线

在GLP-1和ADC之后，下一代产业权力中心正在以下三条主线上成型：

第一条线：RNA药物从罕见病向慢病渗透。

小核酸药物和mRNA疫苗及疗法的迭代速度正在加快。每12周一次皮下注射的cemdisiran，在重症肌无力领域III期试验成功，标志着siRNA疗法正式进入自免慢病市场。

第二条线：细胞与基因治疗走向产业化拐点。

全球CGT市场2024年约99.8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约513.7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约31.4%。基因修饰疗法市场，预计从2025年的148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321亿美元。

技术路线正在多元化，体内基因编辑、AAV衣壳工程、CAR-T实体瘤突破，共同推动这一板块从实验室概念转化为商业化资产。

第三条线：AI驱动的药物发现进入平台化估值阶段。

本月之内，Alphabet旗下专注于AI药物研发的子公司Isomorphic Labs，宣布完成21亿美元B轮融资，约合人民币143亿元，创下AI制药单轮融资纪录。剂泰科技在港股IPO，以超6900倍超额认购创下2026年迄今港股医疗健康IPO之最。

这标志着资本市场对AI制药的估值逻辑，正从“管线叙事”切换为“平台价值”。

AI不再只是加速已知靶点的先导化合物优化，而是在主动生成新的化学空间、预测脱靶毒理学、设计全新的递送系统。当AI从工具演变为平台，这一赛道将不再附属于传统创新药估值体系，而是开始独立构建自己的坐标系。

5.未来的竞争逻辑

未来五年，全球制药竞争格局将由三条主线界定：代谢赛道决定规模；ADC与下一代自免疗法决定增量；RNA和基因治疗决定长期想象空间。

图：医药高景气赛道规模预测

大型药企的“错失恐惧”情绪，已在2026年上半年的并购潮中充分释放：拜耳以24.5亿美元收购一个II期眼科分子；UCB以22亿美元收购一家成立不足两年的TCE平台公司；渤健以56亿美元和140%溢价收购Apellis。

所有这些交易背后的逻辑高度一致：与其等竞争者跑出成果再追赶，不如在早期阶段，直接买断赛道的某一关键生物学节点。

但这一逻辑的另一面是严酷的。当每一个具有差异化的分子都被精确标定了估值，当一个II期眼科分子就能卖到24.5亿美元，大型药企在焦虑中出手，同时对每一分钱的去向进行精密计算。

真正决定座次的，本质还是在于谁的药物能最终成功走出III期临床试验。购买赛道并不难，难的是，所买的这条赛道真的能跑通。

04

对中国创新药的映照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创新药对外BD交易总额突破600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总额的一半。首付款达33亿美元，占全球医药交易首付款的45%。交易总金额占全球约68%。这些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图：2026Q1中国创新药BD交易核心数据

这不是一组孤立的数字，将其嵌入全球制药排名洗牌的总体框架中，三层映照便清晰浮现：

第一层：中国是全球专利悬崖压力下，最大的增量供给来源。

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40年，源自中国的药物在FDA获批的比例，将从约5%提升至35%，在中国以外市场创造约2200亿美元的收入。这一预测本身，已在解释为什么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BD交易总金额的68%流向了中国。

第二层：中国在下一代技术平台上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其议价能力。

全球进入临床的ADC在研项目，超过50%来自中国。

在TCE领域，正大天晴、康诺亚、恒瑞等企业处于同一批关注清单上。小核酸赛道，多家中国企业已布局siRNA和ASO平台。当中国资产并非被动等待买家，而是同时有多条赛道的供给能力被集中需求时，这场博弈的主动权位置，正在发生位移。

第三层：支付结构的分化，已忠实地反映了这种变化。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创新药BD交易的平均首付款达1.84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约59%，较2022年增长187%。首付款的比例，是买卖双方力量对比最直接的体现。

当首付款占比在数年间上升近两倍，意味着大型药企愿意为锁定中国资产支付更高的前置溢价。这一轨迹所指向的，是中国创新药整个供给体系的定价能力正在上移。

05

结语

这些数字汇集起来，指向的是同一件事：全球制药产业的权力地图，正在被重绘。

在这张地图上，代谢赛道取代肿瘤，成了最大的增长引擎。ADC赛道正以每年约30%的速度扩张，从抗癌领域向更宽广的治疗领域延伸。RNA和基因治疗，则在罕见病和慢性病两端，同时撕开了新的入口。产业权力的维系，不再靠某一款重磅药物的专利垄断，而是看谁能同时在多条赛道上站稳关键位置，并持续稳定地拿出经得起检验的成果。

中国的角色，正从这张地图上的一个供应点，变成一股足以改变全局的变量。而当这股变量开始参与制定规则本身，这张地图的边界和走向，就不再只由别人说了算。

而我们正站在这场权力转移的前奏期。前奏期的特征，是少数人看清了潮水的方向，多数人还在旧地图上寻找自己的位置。真正的洗牌，还在后面。

在如今的国际政治中，经济战和经济制裁几乎是家常便饭：俄罗斯被金融、能源与技术制裁包围；美国用出口管制重塑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供应链；中国则以稀土、关键矿产和市场准入回应外部压力…经济已是大国斗争的最前线。而生活在当今年代的我们，也已经很习惯将经济和贸易视作政治的延伸，作为战争的一种“非致命”的替代。因而，哪怕自由贸易仍是主流共识，但冻结外汇储备、切断支付渠道、限制高端设备、审查港口和航运等等措施虽然总是遭到抵制和抗议，但总归能够在“自由贸易”的共识之下发生，或者说，接受摩擦的存在，就是一种常识。

但这种“常识”并不天然存在。经济制裁不是从自由贸易秩序中自然长出的柔性工具，而是从总体战和帝国战中提炼出来的，具有高度现代性强制手段。要理解今日经济制裁为何如此普遍、客观评估其效果，我们仍要回到它最初成型的历史渊薮。在这里，我们基于尼古拉斯·穆德的《经济制裁：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做一些总结和探讨。

回到现代国际秩序的发源舞台——中世纪至早期近代的欧洲，尽管战争频仍，但战争的政治和经济边界仍远未达到现代总体战的程度。彼时，统一主权的概念尚不清晰，国家能力也相对有限；王权与社会之间存在大量中间层，包括贵族、教会、城市、行会和商人共同体。商业更多被视为私人或社团性的活动，而不是国家力量的自然延伸，君主们也很难像现代国家那样，把辖内全部财富、贸易和生产直接纳入国家或战争机器。尽管劫掠、征发、没收、海上捕获和贸易禁令在前现代战争中并不罕见。但战争并不必然导致商业网络的全面断裂，敌对政治体之间仍可能通过中立商人、特许贸易或绕道渠道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关系。这意味着：在前现代，跨境商业网络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穿越主权边界，城市商业共和国、汉萨同盟式的贸易共同体，以及专事跨国贸易和金融的商人家族，正是在这种政治格局中长期存在。

而推进这一过程的历史条件，则是工业革命进一步铺开——各国的经济依赖明显加深、而国家能力也同时得到加强。新生的民族国家们发现：政治已经有能力影响贸易的流动和经济的运作。于是国家能力具备了向商贸扩张的基础和观念上的正当性，世界进入了总体战的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裁武器迎来高潮。——这是欧洲民族国家展现动员能力的最高时刻，这也给了总体战、经济战以实践的舞台。在意识上，一战的爆发打破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认知：随着各国贸易连结趋于紧密，走向战争将越来越不可能。但事实恰恰相反——密切的贸易关系必然伴生“贸易的猜忌”，这使得国际摩擦和经济战发生的条件更加成熟（科普兰在《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中给出了一个解释，只有乐观的贸易预期会维护和平，而悲观的贸易预期会催化战争）。

而在制度实践上，各国都开始探索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以负责经济武器的运作（这至少需要统筹财政、金融、海关、海军的相互配合），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英国的“封锁部”（Ministry of Blockade）。万事开头难。一战时期的历史现状是，人们了解的宏观经济的图景比当今少得多，既缺乏完善的理论框架，也缺乏各种各样的数据。例如对于英国封锁部而言，要查清楚德国究竟通过多少公司建立的贸易渠道、最终获得巴西的稀土矿产，其中又如何涉及金融系统进行结算，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政府并不天然掌握这些信息，这需要相当多商业情报的汇总。而打击这一链条更不容易，这涉及到政府内跨部门甚至和海军合作、也需要获得银行和贸易企业的配合。

经济武器一经亮相，迅速成为了战争的杠杆。协约国充分利用了自身经济战略的优势，成为了经济战的主导方：它们掌握了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关键的资源产地，拥有伦敦、巴黎、纽约等金融中心，同时还有遍布全球的海军力量和军事基地实力来执行贸易封锁——例如英国皇家海军和遍布全球的加煤站，能够对来往商船进行强制性的“煤仓检查”。而对应的，同盟国的生产和贸易都被了严重地“卡脖子”：德奥意土均处于资源、粮食都不甚充分的欧洲中部，而其外贸结算还要依赖敌国的金融系统。

制裁大体有两种方案：1.禁止向某国出口货物（需要海军对某国执行封锁，还需要各国之间的集体行动配合，故称海军部方案），目的在于打击该国的生产链条；2.禁止进口某国的货物（只需本国政府执行即可，故称财政部方案），目的在于打击该国获取外汇储备的能力。相对来说，后者的执行成本更低廉，更不容易引发摩擦。需要指出的是，不管采取哪种方案或双管齐下，经济制裁都不可能以100%的效率运作（贸易的反制和逃避总是存在）。但只要使用得当，仍可以取得相当显著的效果。例如将禁运扩展到粮食、能源等必需品，这极易引发被制裁国家的内部混乱。比如，一战期间德国遭受了协约国的“饥饿政策”、而俄罗斯也因其遭遇了协约国的封锁，物资短缺最终引发了兵变，导致了两个帝国的崩溃。当然在道义上，这种手段和二战中“投放原子弹加速战争结束进而减少己方士兵伤亡”的正当性一样充满争议。

同样需要看到，不宜过度夸大经济制裁的效果，事实上，其“出道即巅峰”，摧枯拉朽的效果只发生一战。这是因为一战后帝国政治的解体是战争、贫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运动等因素综合结果，但脱离了这样的历史环境，经济制裁的效果就需要重新评估。而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制裁的现实表明，封锁确实能打击对手的社会和经济，使其长期面临发展停滞，但要促成其经济或政治崩溃则并不容易：一方面，人道主义的共识并不允许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禁运再度出现；另一方面，制裁的效率受制于技术手段和国际环境，我们此前在《交易的世界》的书评中就提到很好的例子——哪怕在冷战期间，两大阵营之间的贸易流也并没有完全中断。

一战结束以后，人们意识到：相较于落地而言，不如将封锁变成一种制度性的威慑。从法理上讲：经济制裁的使用不再依赖于政治上定义的“战时”状态，反而可以在和平的时期内使用，当不愿或不能战争时，用制裁来“继续对抗”，它成了冲突的替代形态，用以替代武力，用以防止战争。而由单一国家执掌这种权力是缺乏合法性的，这里显然需要一个具有国际合法性的机构，一战后，这一角色交给了新成立的国联。

关于“国联要做什么”，人们的想象一度很美好，但执行起来总是不容易。历史结论是：国联作为构建国际制度、维护国际和平的机构，却没有阻止二战的爆发，而后者也终结了国联本身的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联缺乏强制性的执行力量——大国出于各自利益，无法赞同组建一支“国联军队”。互相妥协的结果是，倒可以将经济制裁武器交给国联。不过，各国对这个武器的范围和内涵仍有分歧：英国政府作为一战最成功封锁战执行方，更主张近乎无上限的严厉制裁以威慑对手；但也有不少国际主义者从人道角度出发，认为不应该针对民用必需品禁运；其他大国亦有些投鼠忌器：虽然原则上能够赞成制裁武器的必要性，但也担心这种武器是否有一天会冲向自己。而最严重的反对力量来自美国，出于其对贸易自由的主张和国内法的冲突，美国始终拒绝加入国联的制裁行动。而考虑到美国作为主要的金融、贸易国以及其拥有的海军力量，美国的缺席，将使得国联制裁集体行动的效果大打折扣。

从历史结果回顾，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国联实践表明：经济制裁对于抑制小国的行动很有效。但针对大国进行就很难。国联制裁，确实成功地阻止了南斯拉夫入侵阿尔巴尼亚，但没有阻止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也没有阻止意大利夺取埃塞俄比亚。其原因是：大国有自己的报复手段和强大韧性。一方面，执行者会担忧遭到被制裁对象的报复，或者导致局势激化成世界大战（这和一战后各国国内“不要再战”的民意相左），因而导致制裁本身的力度不足；另一方面，被制裁方既可以选择对外强势威胁（威胁升级局势），也有办法对内保持韧性。比如，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意大利经济确实在多重制裁（包括针对其外汇储备和贸易的制裁）中遭受重创，但通过号召国民节衣缩食、寻求绕道贸易、分化国际舆论等措施，确实探索出了一条生存方式。而国际局势其后的演变则更变相鼓励了这种投机：一旦成功夺取了埃塞俄比亚，意大利面临的制裁便自动解除了。这引来了后来者的效仿。

这就要说到封锁引发的复杂回响。比如学习效应——制裁的先例会诱发“封锁恐惧症”与自给自足竞赛。尤其是一些遭受过制裁的国家，以及预期自身可能遭受制裁的国家，本着对被切断关键原料与金融通道的风险的恐惧，会积极推动大规模囤积战略物品、化工合成替代、资源掠取、强化陆上备份的贸易通道等战略。比如，一战中德国遭到了封锁的重大创伤、民众也因而留下了惨痛的记忆——这使得经济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观紧密捆绑，而纳粹在30年代的混乱中崛起后，就相当关注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两个问题。其积极备战、巩固其在东欧影响力的行动，也可以被视作“确保国家不被卡脖子”的努力。瑞典的铁矿、东南欧的农产品、稀有金属和石油之于德国，以及东南亚的橡胶和石油之于日本，都是需要确保的资源。而当封锁的威胁迫近，“赌国运”的极端投机的动力也会更强，比如二战中日本袭击珍珠港，即来自遭受能源制裁后的豪赌（希望尽快击败美国解除封锁）。这一过程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本期望止战的经济制裁，却成了战争爆发的诱因。

战后，美国主导的秩序以联合国框架展开。联合国最初不同于国联，有明确的制裁工具和保证制裁执行的机构（虽然后来也演化为美国的单边制裁）。在这种背景下，制裁武器被普遍使用。而从二战后至今的历史中，我们能总结出以下几点：

1.仅通过经济制裁，很难完成政治目的：制裁确实可能造成巨大经济/社会后果，却未必实现政治目的。比如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进行了长期封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给其经济增长设置了很低的上限，但从直接效果上讲，却未能成功地使其政权从内部发生更迭——政治系统存在的下限，是可以很低的。

2.若制裁对象是个大国，集体行动会面临明显的阻力，效果更为有限：比如对俄罗斯的制裁，缺乏没有美国牵头的情况下，仅凭欧洲很难对制裁力度达成一致。地缘和能源安全考量，使得部分国家并不愿意恶化对俄关系。

3.制裁武器的使用边际效用逐步下降：当制裁扩散为日常工具，（潜在的）被制裁方会学习、适应、提前布局，制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其实在2022年西方联合制裁俄罗斯以后，诸多大国的行动中都可见到端倪：加速自给自足、重整贸易圈、推动军事化与结盟。

4.经济武器的运用更多出于经济本身的目的，而非政治目的。我们看到美国的关税战、中美的科技竞争和关键商品禁运和欧美贸易摩擦等，更多是出于纯粹经济竞争的考量，是技术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政治目的驱动的制裁，这使得经济战场成为一个独立的、受控的、有边界的战场，也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大国之间刀兵相见的政治冲突。

观察今日的世界，或许能找到一些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历史重合的迹象：都有一个大国因进攻他国而被制裁（或许最后都能取得惨胜）；其他大国囤积战略物资、寻求供应链安全的动作非常明显；大宗商品开始明显上涨；中型国家更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那么，我们是否会滑向历史的重演？答案是模糊的：我们并不确定在时代变迁中，我们是否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安全网和共识，来防止大国政治悲剧的发生。在不少历史案例中，对韧性的误判会引发脆弱性的爆发：一是施压者以为压力可控，二是被施压者以为自己必须孤注一掷。我们会见到这种场景的发生吗？或许很难语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不安全的担忧是一种政治病毒，也将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所有尝试寻求安全的举措都是局部理性与合成谬误，都会把世界推向更分裂、脆弱的边缘。

作者 | 丁萍

头图 | 视觉中国

沃什不是风暴本身，但他可能会让市场发现，风暴来时，美联储已经不站在过去那个位置了。

过去两年，英伟达、微软、Meta这些科技巨头不断刷新市值纪录，AI几乎重新定义了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标普和纳指也被一路抬高。

但如果把这轮行情拆开看，AI其实只是台前的故事，真正托住美股估值的，是另一个更关键的前提：长期利率最终会下来。

只有这个前提成立，市场才敢继续为远期盈利支付高溢价，才敢把少数科技龙头的增长叙事不断折现到今天，才敢在30倍、40倍甚至更高的估值上继续追。

但现在，这个前提正在变得不稳。

30年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近期已经突破了5%的高位。对一个高度集中、估值昂贵、极度依赖远期盈利叙事的美股市场来说，长端利率高位停留得越久，估值体系就越脆弱。

更麻烦的是，这种压力可能会越来越大。

5月15日，执掌8年美联储主席的鲍威尔正式卸任，凯文·沃什成为了下一任主席。相比鲍威尔，沃什可能会更容忍市场承压、更坚持缩表，并减少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隐性托底。

一旦长端利率越走越高，美联储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迅速安抚市场，那么过去支撑美股高估值的那套繁荣逻辑，就可能开始失去支撑。

美股眼下的脆弱

是长端利率压不下去。

过去一段时间，市场把注意力过度放在美联储会不会降息上，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长端利率已经不跟着货币政策走。

理论上，央行降息直接压低短期利率，市场如果相信未来利率会持续偏低，长端利率就能够随之下降。但现在出现了意外，即便美联储并未加息，30年期美债收益率仍继续往上走，5月15日最高摸到5.13%，背后说明市场不相信美国长期风险会下降，因此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

这正是美股眼下最脆弱的地方。

长端利率之所以钉在高位，背后至少有三层原因。

第一，通胀并没有像市场期待的那样顺滑回落。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4月CPI同比涨3.8%创近三年新高，核心CPI涨幅扩大至2.8%。更棘手的是，美伊冲突风险并未真正解除，油价持续高企，也在不断强化市场对输入性通胀的担忧。只要通胀预期不能被彻底压住，长端利率就很难顺利回落。

第二，美国财政的问题也在削弱市场对其长期财政约束的信心。

2025年10月，美国国债站上了38万亿美元大关；仅仅5个月，这一规模就突破了39万亿美元。这背后是长期的财政赤字（高昂的军事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财政部通过发行新的债券来偿还到期的旧债，而这些新债又带来更高的利息支出，从而使得美国陷入了财政债务的“庞氏化”，即需要靠不断扩张的债务规模，来维持既有体系的稳定。

第三，美债的供需结构正在恶化。

一边是财政部继续加大发债；一边是海外在减持，因为全球正在去美元化，外国官方部门减少美债增持，美债占全球储备资产的比例处于下降趋势，目前是24%。供给在增加，接盘力量却在减弱，结果就是长端利率越来越难压。

当上述风险得不到缓解时，美债就不再只是安全资产，投资者自然也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

这对美股尤其危险。

因为当前美股并不是一个普遍低估、靠业绩慢慢兑现的市场，而是一个高度集中、由少数龙头支撑、且对贴现率极度敏感的市场。

一旦长期利率维持高位，远期现金流的折现就会明显变狠，估值的容忍区间也会迅速收窄。到那个时候，先受冲击的未必是基本面最差的公司，而恰恰是那些基本面最好、但估值已经被打得最满的公司。

美银Hartnett也表示，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旦站上5%，市场融资成本抬升、风险偏好回落，美股高估值科技股首当其冲。

2023年10月已经演示过一次。

彼时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破5%，纳斯达克指数在数月内累计回调约10%。当时投资者仍然相信，一旦金融条件继续恶化，美联储最终会释放安抚信号。但如果沃什上台后，这种预期开始松动，那么同样的长端利率冲击，市场的承受方式就会完全不同。

很多人也喜欢拿2007年类比今天，但其实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当年利率也高，而是高利率对金融体系的伤害，从来不是瞬间发生的。它更像一种慢性侵蚀：先压融资，再压估值，再压资产负债表，最后把系统里最脆弱的一环逼出来。

2007年真正爆掉的是地产、次贷和影子银行；今天更危险的，则是高赤字财政把长债供给越推越高，长端利率压不下来，银行浮亏、商业地产尾部风险，以及风险资产对流动性的依赖，都会被一点点逼出来。

所以，一旦长端利率下不来，美股这轮AI牛市的估值基础就开始松动了。

这个问题在沃什时代会更加严重。

沃什为何值得市场警惕？

因为沃什倾向于缩表，会进一步推升30年期美债收益率，放大美股的脆弱性。

这怎么理解？

美联储缩表就是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美联储以前为了刺激经济，买了很多国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等资产；买这些资产时，相当于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资金。缩表就是让这些资产减少，慢慢收回市场的流动性。

我们也可以简单理解成，财政部新增或者到期的国债，美联储不接了，甚至还有可能卖掉手里的国债。

如上文所述，当前美国财政部还在加大发债，海外还在减持，如果美联储也缩表，那么新债和到期的美债只能流向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利率水平，结果就是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这也会导致财政的利息负担越来越重，这对于依靠发新债换旧债的体系来说非常危险，一旦利息成本高到无法支撑，美债危机也就出现了。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也曾发出警告，一旦美国国债开始失去市场买家，整个金融体系的“无风险锚”就会动摇。

既然后果这么严重，为何沃什还倾向于缩表？这还要从他的履历说起。

沃什在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这段经历是判断他政策倾向的核心。他完整经历了金融危机前最后一轮信用扩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零利率与QE（量化宽松）的开启。

他并不是那种完全否认危机救助的人，相反，在系统性风险最强的时候，他支持美联储充当最后贷款人，也认可非常规工具的必要性。但他后来越来越怀疑，危机后的长期QE是否还应该长期存在？

因为从他的视角看，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与资产价格同等幅度的修复。实体经济复苏不算强，生产率改善有限，但金融资产价格却在流动性推动下快速反弹，甚至远超危机前水平。

这会让沃什形成一种非常典型的判断，即QE或许很擅长抬高金融资产价格，但未必同样擅长修复实体经济。一旦市场开始默认“美联储最终一定会托底资产价格。”那么金融体系就会越来越依赖流动性，风险偏好被长期压低，资产泡沫和错配也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在他的逻辑里，美联储如果长期维持超大资产负债表、长期压低期限溢价，市场最终会越来越无法脱离央行流动性独立运行。在他看来，缩表不仅是收回流动性，也是美联储在主动退出“金融条件稳定器”的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沃什会比鲍威尔更倾向于推进QT（量化紧缩）。

所以沃什上台后，高利率环境会更加严峻，美联储也未必会像过去那样迅速出手安抚。一旦这种预期形成，美股当前本就脆弱的高估值体系，面临的压力也会进一步被放大。

AI叙事也消化不了高利率

当然，30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对美股的利空也并不是绝对的。

如果美国经济持续超预期走强，企业盈利不断上修，尤其是AI真的能快速转化为广泛的生产率提升，那么即便长期利率偏高，风险资产也未必扛不住。说到底，真正决定市场能否消化高利率的，最终还是经济增长本身。

过去一年，美股尤其是科技股之所以能在高利率环境下继续上行，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这样的乐观判断：AI将显著提升企业盈利、推高生产率，并为美国经济打开新一轮增长空间。

但问题是，AI叙事目前更多集中在少数龙头公司和资本市场层面，还没有被充分证明能够快速、广泛地转化为整个经济的基本面改善。

以英伟达为例，它的确创造了惊人的资本回报和市场想象力，但这类公司有这样的共同特点，技术壁垒高、利润集中度高、就业吸纳能力有限（截至2026财年，英伟达全球员工总数也不过4.2万人），对整体经济的外溢效应并没有市场情绪表现得那么强。

换句话说，AI可以在短时间里抬高英伟达、微软这样的公司估值，却未必能在同样短的时间里，支撑更广泛的就业、投资和实体部门扩张。

更现实的是，美国当前本身就面临电力、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不足的问题。AI产业扩张越快，越容易把资本、能源和人才进一步吸向头部科技部门，使得原本就不均衡的资源配置更加向头部科技部门集中。

这里不是说AI不行，只是强调它还没有快到足以覆盖长端利率高位停留带来的估值压力。

也就是说，市场以为自己在交易AI，实际上交易的仍然是另一件事：低长端利率和美联储托底。只要这两个前提还在，高估值就还能讲下去；一旦这两个前提开始松动，AI再强，也只是延缓重估，而不是取消重估。

沃什并不是风险来源，却可能是让这件事更难逆转的人。

总之，虽然沃什不会主动制造危机，但他可能让市场第一次真正接受：过去那套靠低长端利率和联储托底支撑起来的高估值逻辑，已经没那么稳了。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仅供参照，文内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请读者谨慎作出投资决策。

5月14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

马斯克、库克、黄仁勋等美国科技企业家在场。公开报道和新闻画面显示，与他们同桌的中方企业家，包括海信贾少谦、蓝思科技周群飞、万向鲁伟鼎、福耀玻璃曹晖。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礼宾名单，而是一张高度浓缩的产业名单。

谁在场，谁同桌，谁被放到同一个商业场景里，有时比一次握手、一次合影更能说明问题。

此外，波音、GE Aerospace及金融资本相关代表，也出现在这次访问的商业框架之中。中国这边，雷军、杨元庆、周云杰、梁汝波等企业家也在场。

在官方完整名单并未完全公开的情况下，现有公开信息已经足够说明一点：这些名字放在一起，更像一组产业坐标。

坐在桌上的，是一个个企业家，也是他们背后的真实位置：AI算力、智能汽车、消费电子、航空制造、精密制造、汽车供应链、全球金融资本、中国制造体系和数字平台能力。

这场国宴越过外交礼仪和企业家社交，照出了一张正在重新排位的秩序图。

被放上桌的，是产业主链

过去谈中美关系，很多讨论容易落到几个熟悉词上：贸易逆差、关税、采购清单、市场准入、投资限制。

这些当然重要，它们构成了中美经济关系的表层账本。

但只看账本，很容易忽略更深的一层：中美之间更重的议题，已经不是买多少货、降多少税、签多少订单，而是谁掌握下一轮竞争中的关键位置。

马斯克代表的不只是一家车企。特斯拉背后，是智能电动车、能源、软件定义汽车、硬科技创业和资本市场叙事。马斯克出现在这里，本身就是美国硬科技企业家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一种符号。

库克代表的也不只是一家公司。苹果本身就是美国品牌、全球设计、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深度嵌套的样本。库克在场，意味着消费电子和全球供应链仍然是中美之间绕不开的现实结构。

黄仁勋则代表AI时代最关键的基础设施。英伟达不只是卖芯片，它已经成为AI算力、模型训练、数据中心和开发者生态的关键入口。

波音和GE Aerospace代表的是航空工业。航空不是普通贸易品，它背后连着材料、发动机、适航体系、供应链、机场网络、维修服务和国家工业能力。

再看中方企业家名单，也并非随机。

海信、蓝思、万向、福耀同桌出现，呈现的是中国制造能力的一个横截面。整机品牌、精密制造、汽车零部件、汽车玻璃，这些企业并不总在公众舆论场最热的位置，却长期嵌在全球产业链和制造体系里。

如果说美国企业家带来的，是技术、资本、品牌、标准和全球规则能力，那么中国企业家带来的，就是制造、供应链、工程迭代、成本曲线、产品落地和市场组织能力。

这张名单的重点，不是谁更有名，而是谁背后有足够硬的产业底盘。

从左上方开始依次为特斯拉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波音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左下方依次为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简·弗雷泽、投资公司黑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及联合创始人斯蒂芬·施瓦茨曼、思科公司首席执行官查克·罗宾斯。

中方企业家背后，是中国制造的新位置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会被放到这张桌子旁？

答案不只是企业规模。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秩序中的位置相对清晰。我们是制造者，是供应链承接者，是成本效率提供者，是全球品牌背后的生产体系，也是本土市场的高速追赶者。

这些角色并不低。没有制造承接，就没有供应链能力；没有本土竞争，就没有工程迭代；没有长期追赶，也不会形成今天许多行业的高密度竞争环境。

但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位置开始发生变化。

周群飞和蓝思科技代表的，是中国企业嵌入全球智能终端产业链后的精密制造位置。

曹晖和福耀玻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从产品出海走向工业体系嵌入的能力。

鲁伟鼎和万向代表汽车零部件、产业资本和长期工业布局。

贾少谦和海信代表中国品牌制造的全球化。

再往外看，杨元庆代表联想这样的全球化科技制造公司，周云杰代表海尔这样的全球化家电与物联网生态企业，雷军代表小米从手机、IoT到智能电动车的跨界整合能力，梁汝波代表字节跳动背后的数字平台、内容分发与全球用户系统。

这些企业家不是因为一个身份标签被放到桌上，而是因为他们身后的企业，分别站在中国制造、中国供应链、中国数字平台、中国终端产品和中国全球化经营的不同位置上。

中国企业已经不再只是全球链条上的低成本环节。在一些行业里，中国企业正在参与定义产品形态、改变用户预期、压缩供应链反应时间、重塑成本曲线，也在全球市场中重新安排竞争节奏。

它们并没有取代美国企业的全部优势，也远没有掌握所有规则。

但它们已经不能再被简单理解为承接者。从“承接者”到“参与定义者”，这张桌上的同框，就是中国制造用四十多年积累换来的新位置。

美方企业家背后，是技术、资本与规则能力

但不能只看到中国企业的上桌。

美国企业家为什么仍然重要？因为他们背后代表的，不只是公司收入和市值，而是美国在全球秩序中长期积累的几种核心权力。

承认对手的强大，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黄仁勋和英伟达代表技术入口，AI算力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底层资源之一。

苹果和特斯拉代表产品定义。苹果重写了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生态，特斯拉重写了电动车的产品想象，把电动化、智能化、软件和资本叙事连接在一起。

波音和GE Aerospace代表工业标准。航空不是普通制造业，它是一个国家工业体系深度、协同能力和国际规则参与能力的集中体现。

高盛、黑石、贝莱德、花旗等金融资本代表资本定价。中美关系不只是货物往来，也包括资本如何看待中国，全球资产如何配置，中国市场如何被重新定价。

资本在场，意味着产业关系不只由订单决定，也由预期决定。技术公司能否获得更高估值，制造企业能否进入长期资本视野，一个市场是否仍被全球资金认真配置，都会影响下一轮产业竞争的节奏。

中美之间谈贸易，表面是货物和合同；放到资本市场里，讨论的就是未来增长、产业信心和全球资产如何重新下注。

中美关系的真实重量，不只落在谈判文本里，也落在这些企业背后的技术入口、资本定价、工业标准和供应链关系里。

中美之间重排的，不只是贸易

贸易是表层账本，产业秩序才是底层牌桌。

过去谈中美经济关系，很多人最容易看到进出口数字。大豆、飞机、芯片、汽车、能源、消费品，每一项都有具体价格、数量和合同。

它们当然重要，但这些数字背后，决定长期关系的，是产业主链如何连接。

谁定义下一代产品，谁掌握关键零部件和核心算力，谁拥有全球品牌、渠道和供应链响应能力，谁就更可能占据下一轮产业竞争的关键位置。

把视线停在贸易上，容易把中美关系理解成单纯买卖。美国卖飞机、芯片和高端服务，中国卖制造品、终端产品和供应链能力。

可今天的现实早已更复杂。

中美之间已经很难再被简单理解为“你卖我买”的关系。很多产业里，美国企业仍掌握技术入口、品牌高地和规则能力，中国企业则拥有制造深度、供应链响应、应用场景和庞大市场。双方既不是完全脱钩的两套系统，也不是过去那种单向分工关系，而是在同一条产业链、同一个全球市场、同一轮技术周期里，重新确认彼此的位置。

中国企业既是美国技术公司的客户，也是竞争者；既是全球供应链的承接者，也是部分产业节奏的改写者；既需要美国市场、技术和资本，也在一些产业里成为美国企业不得不认真面对的对手。

在智能汽车领域，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竞争密度最高的场景之一。特斯拉仍然是标杆，但它面对的中国企业，已经不再只是追随者。

在消费电子领域，苹果仍然代表强大的产品定义和生态控制力，但中国供应链、制造能力和本土品牌，已经深度参与全球终端产业的实际运转。

在AI领域，英伟达掌握关键算力入口，但中国市场、中国应用场景和中国企业的模型、应用、终端结合能力，也构成了全球AI竞争不可忽视的一面。

在航空领域，波音和GE Aerospace仍然握有强大优势，但商飞、中国航空市场和中国制造体系的成长，也让航空合作不再只是单向采购。

中美之间正在重排的，已经不只是贸易，而是彼此在全球产业主链上的相互位置。

能被放上桌的，是产业能力

一张国宴名单，很容易被看成热闹。

谁出现了，谁同桌了，谁被镜头捕捉了，这些都能引发讨论。但更值得看的，是谁代表什么产业能力被放到桌上。

中国企业家今天走到全球主桌旁，不是因为礼宾安排本身，也不是因为某个企业家的个人声量，而是因为中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积累出了一套不可忽视的能力。

这套能力包括制造规模、供应链响应、工程迭代、产品定义、本土高强度竞争和全球化经营。

如果还用上一阶段的眼光看，他们仍只是全球分工中的执行者和追赶者。

但把视线放回今天的全球产业体系，就会发现，中国企业正在进入更复杂的位置：有些仍在承担制造功能，有些开始定义产品，有些正在组织技术系统，也有些通过市场规模和用户反馈，反向影响全球产业预期。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已经全面胜出，更不意味着美国企业不再强大。

恰恰相反，中美经济关系最真实的状态，是彼此仍然需要、彼此又越来越警惕；彼此仍然连接，彼此又不断重估边界；彼此在同一条产业链上合作，也在同一个市场系统里竞争。

国宴名单不是一张胜负表。

它是一张位置图。

这场国宴留下的，不应只是镜头、名单和合影。

它更清楚地提醒我们：中美关系重排的，不只是贸易，而是彼此在全球产业秩序中的位置。

现在，我们也该更新理解中国企业家的尺度了。

管理学作为一门典型的应用学科，必然要对时代巨变作出及时反应，甚至还应该以前瞻性的思维引领时代发展。不过，管理学中有一些基础性的、深层次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追问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管理。

随着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高新科技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有人称之为第二次信息革命时期）。物联网、机器学习、金融科技、机器人、元宇宙等概念在社会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人工智能时代已全面到来。这些高新科技的集中爆发得益于人类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深入探索和持久积累，它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既表现为企业界开始广泛应用这些数智技术，又体现在广大消费者对数智产品的热情拥抱。管理学作为一门典型的应用学科，必然要对时代巨变作出及时反应，甚至还应该以前瞻性的思维引领时代发展。不过，管理学中有一些基础性的、深层次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追问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管理。

如何理解管理定义中的“人”

迄今为止，关于“什么是管理”这一问题并没有标准或者统一的答案。法约尔（Henri Fayol）从职能入手，认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孔茨（Harold Koontz）侧重于强调环境的重要性，认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西蒙（Herbert A.Simon）更是直陈“管理就是决策”，开创了管理决策理论学派。

也许，关于管理的定义永远都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因为“管理大师太多，而且大师们之间缺乏沟通”。不过，被誉为“管理学真正的大师”或者“大师中的大师”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给出的定义常常被人称颂，并得到广泛引用：“管理就是经由他人的劳动，以实现工作目标的一系列活动。”这一定义强调管理者要采取一系列活动，想方设法调动他人，让他人劳动或工作，落脚点是实现组织既定的工作目标。

顺着这一思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邢以群教授曾经对管理给出过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管理就是“让人做事并取得成果”。这个定义只有9个字，用“并”字连接前后各4个字，精妙至极。应如何理解这个定义中的“人”，值得仔细揣摩。

首先，管理者真正的工作是让“人”做事，是用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指挥、领导、决策等方式方法让“人”做事。如果一个人在组织中需要处理的事情只涉及“非人”的对象（如时间、情感、金钱、流程），或者工作任务面向的只是“物”（如计算机、车辆、存货、机器设备），那么他就不是在进行管理工作。在职场上，这种人并不被认为是管理者，而是操作员，如计算机程序员、车辆调度员、车库保管员、工厂保安员、设备维修工。

其次，这里的“人”指的是别人或者其他人，而不是管理者自己。一个人想方设法驱使自己（用物质、精神奖励自己，抑或“头悬梁、锥刺股”逼迫自己），让自己做事，并实现既定目标、取得自己想要的成果，这不是真正的“管理”，至少不是管理学所研究的“管理”。德鲁克定义中的“他人”一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职场上，不懂得如何有效地让别人做事的人，一定不是合格的企业管理者。或者说，只会自己拼命干活，既不会有计划地统筹安排工作，也不会合理赏罚下属的人，往往是失败的企业管理者。

最后，这里的“人”特指管理者的下属。管理者要做的事情就是运用合适的方式方法，让下属开展工作，进而实现组织既定的目标。从这一点出发，似乎可以用“是否有下属”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企业管理者。不过，对此管理学界是有分歧的。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就谈到，“有效的管理者……，为实现目标，必须用人所长——用其同事之所长、用其上级之所长、用其自身之所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职场上有一些成功的企业管理者不仅擅长让下属做事并取得成果，也善于获得同事同侪同僚的帮助，很会借用同乡同学同行的资源，或者总是能够从上级那儿获得特别的支持，把“向上管理”的工作做得特别棒。显然，这些人（同事、朋友、上级）并不是该管理者的下属，但是管理者却通过他们把事情做成了，这难道不是管理吗？

如果管理工作必须包含“人”而且是“别人”，那日常所说的时间管理、自我管理、流程管理是否就不是管理的一部分了？这其实涉及狭义管理和广义管理之分。狭义的管理一般特指组织管理，尤其是工商管理或企业管理，其管理工作一定包含“人”和“别人”的元素。广义的管理还包含私人管理和事务管理：“时间管理”“情绪管理”“自我管理”“个人财富管理”等私人管理工作是管理的一部分，“流程管理”“库存管理”“设备管理”“运营管理”等面向“非人”对象的事务性工作也是管理的题中之义。事务性的工作虽然也发生在企业之中，但事务管理探讨的是如何有效完成某一项工作（比如如何设计出好的流程、如何优化产品库存、如何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如何改善运营质量），是管理工作的具体方法，而不是“管理”本身。因此，如果我们谈论的是狭义的工商管理，那就必然包含“人”的因素，是通过让“别人”做事情以实现组织既定的目标。下文中的管理或管理学，如果没有特别指出，指的是狭义的工商管理。

关于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什么是管理”的诸多讨论，并没有彻底厘清“人”的问题。享有盛誉的管理学者、全球畅销教材《管理学》的作者斯蒂芬・罗宾斯（Stephen P.Robbins）是管理过程观的代表性人物，他认为管理是“通过其他人或者与其他人一起有效率和有效果地将事情完成的过程”。这与德鲁克对管理本质的理解是一致的，都强调企业管理工作中“人”的重要作用。其中的“通过其他人或者与其他人一起”几个字有丰富的意蕴，既有明确的限定性，更有包容性。首先，企业管理工作必须和“人”打交道，管理者的工作必须包含“人”的因素；只和“物”打交道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企业管理者。其次，“其他人”几个字清楚地表明了“自我管理”不在真正的企业管理范畴之内。最后，“与其他人一起”表明企业管理者开展工作时并不只是面向自己的下属，琢磨如何与同事、上级，甚至业务上的合作伙伴、消费者一起高效地完成组织目标也是管理工作。

如何理解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恐怕已经难以考证，但它在管理学学术界和企业管理实践界几乎无人不知且深入人心。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当年在米德维尔钢铁厂（Midvale Steel Works）和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 Corporation）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所得的数据，福特（Henry Ford）创建的人类第一条大规模生产流水线的劳动效率，运筹学方法、计算机知识、系统论知识在企业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会让对管理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的人对“管理是一门科学”有深刻的认识。梅奥（George Elton Mayo）在霍桑实验中发现的“非正式组织”和“士气”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赫兹伯格（Frederick Herzberg）对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的区分，沙因（Edgar Schein）关于复杂人的假设以及权变管理理论的核心观点，以及大内（William G.Ouchi）、稻盛和夫对日本式管理的阐释，能使对管理的艺术性表示怀疑的人明白管理的艺术性体现在哪些地方。

管理科学性的一面更多体现为管理工作的理性、精确性、客观性和普适性（如进行流程设计、生产调度、作业安排等工作时的严谨性），管理艺术性的一面则更多地呈现出管理工作的感性、差异性和主观性（如进行交流沟通、谈判协调和文化建设时的情境性）。许多管理工作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性十足。试想这样一个情境：

公司高管李总走进某个部门的办公室，20名员工正在干活。李总走到小张身边，拍了他的肩膀三下，并朗声说道：“小张，你这个星期的工作干得相当不错哦。”环顾四周后，李总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前后不过30秒钟。

小张可能会开始琢磨：李总是公司的高管，他为什么会留意我这个星期的工作呢？李总为什么要拍我肩膀三下，是有什么暗示吗？其他员工也会寻思：领导当众表扬小张，是要提拔、重用他吗（小张近几年一直是优秀员工，工作干得挺好）？领导是在敲打小张，当众敲警钟吗（小张的工作业绩一直不理想，去年已经被人事部门黄牌警告）？

李总为什么要在公开场合而不是私下表扬小张？李总表扬小张的时候为什么声音那么大，而且还要拍小张的肩膀？显然，在这30秒钟里，李总完成了一项管理工作。如果只看上文中的描述，恐怕没有人能够准确理解李总的意图。它牵涉的因素至少包括：李总的管理风格和语言特征、小张的真实工作业绩、李总与小张的亲疏程度、公司的企业文化，以及这30秒钟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等等。此外，领导在大庭广众之下拍下属的肩膀，可能还与国家及民族文化有关。在中国，这也许就是一种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行为。如果肩膀拍得恰逢其时、恰到好处，让下属心领神会，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但在有的国家，员工可能会反感领导的这一行为，认为“领导要表扬就表扬，要批评就批评，为什么要拍肩膀”。可以说，“领导拍下属的肩膀”是一个典型的管理艺术性场景，其中几乎难见管理科学性的影子。

有人不认同“管理的艺术性”，觉得所谓“艺术性”的东西把管理工作弄得玄乎其玄、神神叨叨。尤其是那些接受理工科教育、从纯技术岗位转为管理者的人，往往无法理解所谓的管理艺术性。他们偏好逻辑推理、理论模型、图形表格，觉得应该“一切用数据说话”，甚至认为管理工作就应当是纯科学的。诚然，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这一点在泰勒于1911年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后就得到了公认。一百多年前，人们就充分意识到拍脑袋、凭经验是搞不好管理工作的，采用科学管理可以大幅提升劳动效率。此后，管理科学学派（也被称为运筹学派、数量管理学派）在20世纪中后期崛起并逐渐壮大，推动了管理学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该学派广泛运用数学方法来刻画管理者的工作任务，借用系统论思想——包括“老三论”（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来认识管理工作的性质，并结合计算机技术来提升管理效率，进而把管理的科学性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然而，管理学不是数学，不是物理学，不是化学，它不止具有理性和科学性的一面。管理是要让其他人做事，或者与其他人一起做事，以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做好管理工作，要尊重规律，科学谋划，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管理的对象多种多样，千差万别，其中“人”是最难搞定的，所谓“人心难测”“人心隔肚皮”。正因为管理者需要面对“人”这一最复杂的管理对象，仅凭“科学”是不可能有效完成管理工作的。自泰勒之后一百多年的管理学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只盯着管理的科学性，忽略管理的艺术性。霍桑实验第一阶段的失败、梅奥开创的人际关系学说、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麦格雷戈（Douglas M.McGregor）提出的X-Y理论、莫尔斯和洛奇（Morse&Lorsch）提出的超Y理论，都在不断拓展、加深我们对管理艺术性的认知。管理者在和人打交道时，要善于洞察人性，要有足够的情商、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如此才能协调处理各种管理问题。

简而言之，管理的艺术性与“人”密切相关。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必须善于运用组织内外部的多种资源，以适当的方法让人做事，协调解决具体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最终实现组织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否平衡好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是衡量一名管理者是否真正理解管理本质的标准。

人工智能时代，

管理学要迈向“硬”科学之路吗

“工商管理必定包含‘人’的因素”“管理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艺术”，这两个基本判断在科技力量喷涌勃发的人工智能时代还有效吗？一个越来越引人深思的问题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学是否要重新回归其科学性（进而弱化其艺术性），迈向“硬”科学之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管理学（尤其是工商管理学科）必须大力加强其科学性，否则就跟不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步伐了。有学者明确指出，“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向‘硬’科学进阶是必然之路”，并勾画了工商管理学科迈向“硬”科学的演进之路：从现实中发现有趣的现象，提炼出科学问题，构建微观基础层面的理论解释，建立因果关系，并运用先进手段获取微观数据来验证理论。如果仅仅是针对管理学的学术研究走向而言，该判断虽然有一些狭误，但仍然不乏洞见，发人深省；倘若是用以指引整个管理学的前进方向，恐怕就有失偏颇了。在人工智能时代，企业管理工作必将越来越基于网络系统、自动化调配、大数据分析、即时反馈、算法算力展开，那些完全不懂数智技术、对人工智能无感无力的人肯定无法胜任管理岗位。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时代的浪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管理学将会演变成一门“纯”科学或者“硬”科学，“纯”到只需要学会数学、计算机知识就算是掌握了管理学的精髓，“硬”到仅依靠分析数据、探寻因果关系就可以开展管理工作。

事实上，在过去一百多年的管理思想演变中，类似“管理是硬科学”的说法至少掀起过两次热潮。第一次当然是由泰勒引领的。当泰勒和他的同事一起看着机床、掐着秒表、盯着磅秤做完“金属切削试验”“搬运生铁试验”和“铁锹试验”之后，全世界都在惊呼管理具有如此迷人的科学性，进而引发了科学管理的浪潮。分离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科学制定标准化作业方式、标准化挑选适配岗位的工人、推行计件工资制，成为那个时代“科学管理”工作的实践体现。第二次热潮肇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勃兴于七八十年代。卡文森（Horace Kavenson）、伯法（Elwood S.Buffa）、戴明（W.Edwards Deming）等人的研究和实践催生了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的管理科学学派；日本企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推行准时制（JIT）、精益生产（LP）、全面质量管理（TQC）等方法形成了强大竞争优势，进而引发美国学术界和企业界对管理科学性的又一次惊叹。由此，管理的“硬”科学性实实在在地摆在人们面前：引入数学模型、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后，可以将企业管理问题从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通过最优化求解，直接告诉企业管理者应该如何采取行动。

但还是那句话，管理学毕竟不是数学，仅凭数学知识是搞不定管理工作的。泰勒在推行他的科学管理思想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就说明了这一点。1912年1月25日，泰勒在调查科学管理委员会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上做证，特别强调：“科学管理包含着一次全面的心理革命……如果没有全面的心理革命，那么科学管理就不存在。”换句话说，泰勒充分认识到“人”（包括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因素直接决定了其科学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成败。事实上，梅奥之后的行为科学家对人的关注完全印证了泰勒的观点。

决策理论学派的创始人西蒙（Herbert A.Simon）对管理的认识也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西蒙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天才之一”，曾经获得心理学杰出科学贡献奖、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界人工智能终身成就奖，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的创始人。正是这样一位科学天才，在管理科学学派逐渐掀起“管理是硬科学”的浪潮时，对“什么是管理”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在西蒙的决策理论提出以前，人们经常围绕意图、结果、最优化这些概念来描述和概括决策问题，认为决策就是在各种方案中选择那种在偏好和结果方面最好的可能方案。西蒙不同意这一将管理视为“硬科学”的观点。他认为，组织中存在着多个在偏好或目标上不一致的参与者，他们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互相牵制地发挥作用。并且，决策者的偏好并不稳定，而是随外界影响不断变动。组织决策是不同利益集团多种目标的联合，而且这种联合也是变动的。管理决策是组织中各个利益方相互协商和谈判的结果。西蒙提出要用令人满意的准则代替最优化准则，做管理工作够好就行，不用最优。一言以蔽之，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全过程。

西蒙是一个“天才科学家”，但他却告诉世人，仅凭数学知识搞不定管理工作。只有承认组织中的人具有“有限理性”，接受“满意度模型”，在琢磨好“人性”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和决策，管理者才能把各项工作顺畅地推行下去。

时代的车轮滚滚驶入数智时代。在这个时代，重提“管理是硬科学”的论调是自然而然的。管理学必须高度重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特别是与高新科技知识的融合。但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只要管理工作涉及人，管理学就不可能演变成“纯”科学、“硬”科学。然而，伴随着数智时代的勃兴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可能会让琢磨管理定义的学者们又一次“抓狂”。“管理工作涉及人”是以上说法的前提条件，但问题在于，“人”指的仅是活生生的人吗？机器人、数字人是“人”吗？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建成“黑灯工厂”，里面可能连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没有，那还怎么搞管理工作？另外，在企业管理工作中，机器人、数字人是管理者的下属吗？让机器人、数字人做事并取得成果，这是不是管理？管理者如何命令、激励、惩罚机器人、数字人呢？

有人认为，让机器人、数字人做事本质上就是在编代码，其实就是程序员的工作，这不是管理；有人认为，新一代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使得机器人、数字人至少已经具备了拟人的特征，它们甚至已经学会自主思考和自发行动。当前，学术界和企业界对人机协同越来越重视，这似乎表明在企业中让机器人、数字人做事并取得成果就是一项管理工作。这么看的话，飞速发展的AI时代又在逼迫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管理”这一基本问题，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答题场景。

管理学真的很“水”吗

人工智能时代对管理学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而且还会越发深刻。几乎在每年高考填报志愿期间总会有人问我：“教授，我小孩想报管理学专业。但听说管理学很‘水’，是这样的吗？”最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被问到类似问题的频次更高了。作为一名管理学教授，面对这样一个“伤害性很大，侮辱性更强”的问题，每次我都苦笑无语。

管理学“水”吗？从当今的现实来看，至少社会大众觉得管理学是“水”的。在恼怒这一现实之前，真正的管理学者需要冷静思考：管理学为什么会让人感觉“水”？很多初次接触工商管理、翻看管理学教材的人会认为，“这些管理学教材上的知识几乎全都是文字，每个字我都认识呀”，由此形成一个印象：管理学的门槛太低，没有硬核知识。许多大学管理学院或者商学院的老师讲授管理学课程时，也是照本宣科，没有讲深、讲透管理学的基本原理，甚至让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学生体会不到文字背后蕴含的管理本质和管理真谛。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样传授管理学知识怎么能不让学生觉得“水”呢？

另外，管理学让人觉得“水”，还与这个行业的整体状况有密切关系。1996年，《经济学人》资深记者兼编辑米可斯韦特（John Micklethwait）和英国学者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出版了《企业巫医》一书，对管理学这一“行业”进行了猛烈批判。2011年，伍尔德里奇再接再厉，又出版了《管理大师》一书，毫不留情地揭示了管理理论的不成熟。作者认为，在管理学这个宏大行业中，有四个主体（商学院、咨询机构、出版机构和自成一派的管理大师们）掺杂其中，共同推动着管理学的发展。这些主体的利益不同，且各怀心思，有的对管理学的发展作用巨大，有的却是“捣乱分子”。简而言之，这两本书的核心观点是，管理学这一行业里有真正的大师（如彼得·德鲁克），但总体而言，骗子太多。“这是一个松散的行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即使最优秀的管理大师们也有过分吹捧自己的癖好，而最差劲的简直跟沿街叫卖的小贩没什么区别。”此言可谓尖酸刻薄到了极点，但也戳中了管理学这一行当的痛点。

孔茨曾经把管理理论丛林形成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管理学中有很多语义上的混乱；不同学者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边界及范围缺乏共识；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先验假设而加以抛弃；曲解和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管理大师太多，大师之间缺乏沟通。平心而论，孔茨四十多年前归纳的这些乱象在今天的管理学界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似乎更甚了。尤其是“管理大师太多”这一点，让真正躬身管理学教学、研究和实践的人面红耳赤。有一个中国式的调侃是这么说的：当今世上管理学大师之多，就像电线杆上治疗皮肤病的医师一样。

如此乱象，怎一个“水”字了得。但这一汪水的形成，众多利益相关者谁也脱不了干系，包括在大学象牙塔里研究管理学理论的学者、在课堂上讲授管理学课程的专业老师、在企业中忙碌不堪的管理实践者、在企业管理培训市场上侃侃而谈的讲师、给企业发展把脉诊断的管理咨询机构、善于捕捉时髦话题的管理类出版社、高度关注文章引用率和期刊影响因子的管理学杂志……想要让管理学成为受人尊敬的学科，让“管理大师”真的成为一个褒义词（而不是脱口秀演员调侃的对象），让社会大众不再觉得管理学很“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别的群体该怎么做，本文不敢妄言。就管理学研究者和管理学任课老师而言，也许是我们自己把水搅浑了。我们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认真反思、需要切实改进。比如，我们真的在研究管理问题、研究真的管理问题吗？这些研究工作真的有研究必要性、有理论贡献、有实践价值，还是无病呻吟、无中生有？比如，我们真的了解企业管理面临的实际问题吗？我们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调研过多少家企业、做过多少次深度访谈？我们是不是也在盲目追求时髦选题，也开始把那些流行的管理黑话和不着边际的术语挂在嘴边？比如，我们在课堂上面对管理学专业的学生时，有没有把管理学教材上每一段文字背后的基本原理讲出来？有没有通过活泼互动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对管理学的学习热情和求知渴望？有没有让学生意识到“一个只具备管理技巧和管理手段但并不理解管理学基本原理的人不是一个真正的管理者，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技术员”？

真正的管理学当然不“水”，不仅不“水”，而且奥妙无穷。一个人要想真正学会管理学知识、掌握管理学原理、开展管理学研究或把管理学成功应用于企业实践，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学科的知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数学、心理学。如果管理学专业的学生了解德鲁克的名著《公司的概念》是怎样写成的（1943年底至1945年，德鲁克受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的邀请对该公司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深入调研后写成，并因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惜与斯隆交恶），应该会对管理学研究充满敬畏之心；如果他们能去认真读一读梅奥在完成霍桑实验之后写成的两本书——《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和《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应该会感受到真正的管理学大师所具有的宏大社会哲学视野和浓烈的人文情怀；如果让他们了解管理学界的“刺头”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是如何痛骂美国式MBA教育、嘲讽战略管理领域盲人摸象式的研究，但却又开创了管理者角色学派、提出了战略5P模型，他们还会对管理学知识不感兴趣吗？

我完全赞同在人工智能时代给管理学注入硬核知识的做法，否则管理学就会脱离时代，脱离实践，变得越来越“水”。比如，国内外一些管理学院（商学院）把工商管理专业与一些“硬核”专业（如计算机、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统计学等）结合起来，开办“双学位班”，这是有益的探索。不过，回看管理学发展的历史，有一个大胆的猜想萦绕心头：以数智技术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时代，一方面竭力呼唤人们关注管理科学性的一面，给管理学教学、研究和实践工作注入“硬核”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不是又正在推动酝酿下一轮的管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平衡呢？比如，当数智技术越来越被广泛地应用于企业实践，企业管理者如何防止人工智能演变成人工智障？西蒙说，“管理就是决策”，但在人工智能时代，谁做决策，算法决策还是管理者决策？脑机接口技术会引发组织控制危机吗？人工智能技术冷冰冰，领导人如何更有人情味？如何防止数字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患上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人类如何破解AI时代的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

在人工智能时代深入思考并认真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对管理的认识上一个新的台阶。想一想管理者如何能够做到让别人做事并实现组织想要的目标，想一想李总为什么要拍下属的肩膀，想一想泰勒、西蒙、德鲁克等真正的管理学大师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想一想人工智能时代管理学教学、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真正价值，你还会觉得管理学“水”吗？倘若人工智能时代只有所谓“硬核知识”的开发和应用，没有管理学知识的发展和加持，这个世界该有多么可怕！

最近和一位同事聊到管理学“水”不“水”的问题，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假如再有人问我们，“教授，管理学‘水’吗？”我们将立刻回答：“水，管理学很水。但水很深，像桃花潭一般，水深千尺。”